方维规：欧洲“沙龙”小史

发布时间： 2016-03-01

方维规《欧洲“沙龙”小史》，费冬梅著《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7-15；另载《中国图书评论》，3/2016，页63-69。

 

代序：欧洲“沙龙”小史

 

2015年12月在巴黎讲学，冬梅寄来她的专著《沙龙：一种新都市文化与文学生产（1917-1937）》二校稿让我作序。这次讲学就住在市中心巴黎圣母院不远的街道，闲暇的时候常在塞纳河边散步，常去咖啡馆和酒馆，还有那数不清的博物馆和画廊，深深地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积淀和底蕴。几百年前，法国贵族和宫廷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弱化，市民阶层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沙龙和咖啡馆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日渐明显，也就是哈贝马斯（J. Habermas）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说的那种景象。在巴黎读《沙龙》文稿，自然别有趣味，很能激发“思古”之情：有些豪宅深院，正是彼时著名沙龙所在。这里不仅是沙龙的诞生地，也是中土西去者初识沙龙之地。最初领略沙龙风情的中国人，当为清季最早的驻外使节。而他们踏上西土的年代，恰逢所谓“沙龙时代”的19世纪。

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抵达伦敦，中国第一个使馆在伦敦开馆。4月30日补颁国书，他充驻英公使，并于1878年兼使法国。他的欧洲纪程，见诸其《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出使的时间不长，外交建树也不多，但其日记在中外交流史和文化思想史上有着极高的价值。郭氏日记内容丰富，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无所不谈，但对日常生活的记述极为简约。张德彝是随其出使英国的翻译官，他的《随使英俄记》对中国使臣日常生活的记载，远比郭氏日记详细得多。

光绪四年一月至六月，即1878年春夏，张德彝和其他使馆官员随郭星使在伦敦和巴黎赴“无数”茶会。从《随使英俄记》可以见出，当初与西人的不少交往应酬，多半以中国传统用词“茶会”称之，且为宽泛含糊的说法。总的看来，“茶会”约有两种含义，一为请宴、招待会之类的外事活动，亦即“party”（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不少中国文人雅士常用party意义上的“茶会”称谓“聚会”）；一为“沙龙”亦即salon。仅在这半年时间里，张德彝随星使赴索立斯百里侯夫人、德尔贝伯夫人、世爵鲁特尔夫人、葛里扉夫人等“夫人茶会”近五十次；时常一日两次，甚至三次，以致张德彝在日记中埋怨说：昼夜赴茶会应酬，疲惫不堪。驻英副使刘锡鸿与郭氏不和，最后状告郭氏；指数罪状之一，便是青睐西洋、效仿洋人所为。

何为夫人茶会？张德彝有一种说法：“约人晚酌[晚宴]最为上等。请人者固为恭敬，被请者亦有光荣。非彼此至契及交结要务者无此举。凡请茶会、跳舞等会，皆女主一人出名[邀请]，请晚酌则夫妇同出名。”可以断定，夫人茶会正是当时西方上流社会所热衷的沙龙。在晚清诸多纪程、述奇、采风记中，因为极大的文化差异，中华来客或多或少都会讲述西方女性在公共场合的情形，描写她们的社交生活、言行举止等。对于西方知识女性的认识，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即《再述奇》，1868/69）中有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合众[美国]女子少闺阁之气，不论已嫁未嫁，事事干预阃外，荡检逾闲，恐不免焉。[……]不为雌伏而效雄飞，是雌而雄者也。”在《使还日记》（1880，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一帙）中，张德彝亦提及不少“夫人茶会”。

以上不多的一些文字，主要叙写中国人是何时初识沙龙的，也就是一个西方事物何时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见诸于文字。进入20世纪以后，用“茶会”说salon者，亦不乏其人，比如胡适在《美国的妇人：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载《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15日）中，讲述了其朋友的夫人“是一个‘社交妇人’（Society Women），善于应酬，懂得几国的文学，又研究美术音乐。每月他[她]开一两次茶会，到的人，有文学家，也有画师，也有音乐家，也有新闻记者，也有很奢华的‘社交妇人’，也有衣饰古怪，披着短发的‘新妇女’（The‘New Women’）。这位主妇四面招呼，面面都到。来的人从不得见男主人，男主人也从来不与闻这种集会”。

《沙龙》一书以1917-1937年为时间框架，围绕曾朴、邵洵美、朱光潜、林徽因四者的著名沙龙，深入查考了主要分布于上海和北平两地的沙龙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从沙龙这一特定的都市空间来挖掘一种时尚文化与文学生产的关系，同时折射出那个历史时期一部分文化人的精神面貌和关怀，自有其独特之处，理当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一个篇章。冬梅是这方面的专家，而我只是借助文稿才得知一些往事。所知不多，也就不敢妄加评论。

沙龙是西洋舶来品。该书在探究中土沙龙之前，首先介绍了欧洲沙龙的历史发展，这是必要的。然而，中国学界在论述西方沙龙时，迄今似有不少以讹传讹的现象，这也包括个别中译西方著述中的一些不准确的说法。因此，我想借此机会对欧洲沙龙的源流、演变和特征做一个简要的梳理，且主要以沙龙的发源地、沙龙文化尤为发达的法国为考证对象。名曰“小史”，即提纲挈领。这既可视为对有些说法的订正或对有些论述的补充，而就《沙龙》的架构安排而言，或许也是一种形式的开场。

 

据1742年《策德勒普通百科辞书》（Zedler’s Universal-Lexicon）之说，法语salon（沙龙）借义于宫廷的代表性建筑，表示“主厅”“会客厅”。与西班牙语salón一样，这个法语词源于意大利语salone，即轩敞的sala（正厅）。在法语和西班牙语中，“沙龙”也早被用来指称“主厅”里举办的（社交）活动。

1600年以降的法兰西土地上，也就是胡格诺派教徒的八次内战（1562-1598）所带来的蛮荒之后，君主集权和与之抗衡的文明运动，共同为沙龙文化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封建领主和贵族因动乱而逃离其乡村领地，巴黎开始出现各种尚美圈子，并被视为新型的交际文化。许多贵族宫殿在巴黎拔地而起；贵族生活与新兴市民生活的接触，催生出各种沙龙，或曰私密小天地（ruelle）。沙龙的早期发展与贵族结构的改变密切相关，贵人显要由于权力的丧失而急需寻求补偿和“升华”，并以精英文化拒斥鄙俗糜烂的宫廷文化。野蛮之后，人们竭力追求文化的精致化。沙龙讲究时尚和风度，还有打情骂俏，仪式化的舞蹈，即兴表演和机智的言谈，都令沙龙特具魅力。

沙龙是介于公共空间和私密场所之间的社交圈子，多半以一个殷实聪颖的女主人（salonnière）为中心，不少沙龙贵妇本来就是贵族，而且才貌双全。女主人定期或在固定会客日（jour fixe）与宾客（habitués）聚会，有新朋也有旧友，不少人都是名流。就沙龙的文化渊源而言，可追溯到中世纪骑士对名媛贵妇的爱慕之情及情人约会（Cours d’amour），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交际形式；并且，沙龙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宫廷建筑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尽管如此，沙龙的真正历史起始于朗布依埃夫人（M. de Rambouillet）临近卢浮宫的沙龙：Hôtel de Rambouillet。从1610起，她定期在其著名“蓝屋”（chambre bleue）招待作家和政治家，这是巴黎最早的尚美圈子，也是与宫廷颉颃的另一种公共空间——这是其新奇之处！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她们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文化声誉，一个个女才子走到前台争奇斗艳。文化精致化的极端表现，或曰法国文化史中的所谓“préciosité”风格，亦当源自朗布依埃夫人的沙龙。

约从17世纪中叶起，法国人眼里特别有文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被形容为précieux或préciosité，既有“高贵”“典雅”“精致”的意思，亦有“做作”和“故作姿态”之义。这在巴黎沙龙文化中尤为明显，特别体现于谈吐和调情。这个概念形容有教养、有品味、有身份的人，不少沙龙女主人也以les précieuses自居。她们是秩序的维护者，沙龙中谈论品味问题时最有发言权的人，也就是最讲préciosité的人。另一方面，附庸风雅、过于招摇的女人也常被如此形容，被视为可笑的拿腔作势者。新近从事女性解放课题的研究，甚至认为préciosité对斯时文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以莫里哀（Molière）的著名剧作《可笑的女才子》（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1659年首演，1660年印刷出版）为关键。有人认为朗布依埃夫人就是该剧的人物原型之一。

在17/18世纪的巴黎沙龙里，贵族与富有市民、艺术家与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离宫廷和教会的新的公共空间。与贵族世界不同，沙龙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交圈子，社会成分是混杂的，但在观念上是平等的。沙龙无视阶层和性别的界线，成为自由的思想交流场所。人们追求社交、精神和艺术创造性，消弭社会等级和歧视（例如对妇女和犹太人的歧视）。沙龙常客能够保证话题的持续性，人们在那里畅谈文学、艺术、哲学或政治问题。

沙龙的历史与欧洲启蒙运动密切相关。在整个18世纪，法国沙龙对启蒙运动的发展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并培育了法国大革命的土壤。丰特奈尔（B. de Fontenelle）、拉莫特（A. de La Motte）、伏尔泰（Voltaire）是杜梅讷公爵夫人（D. du Maine）巴黎南郊索城宫殿的常客。丰特奈尔、孟德斯鸠（Baron de Montesquieu）、马里沃（Ch. de Marivaux）、阿根森（R.-L. d？Argenson）、圣皮埃尔（A. de Saint-Pierre）时常出入于朗贝尔夫人（M. de Lambert）的沙龙。马蒙泰尔（J.-F. Marmontel）、爱尔维修（C. A. Helvétius）、博林布罗克（Lord Bolingbroke）则喜欢造访公爵夫人当桑（C. G. de Tencin）的沙龙。

尤其是乔芙兰夫人（M.-Th. Geoffrin），杜德芳侯爵夫人（M. du Deffand），雷丝比纳斯夫人（J. J. de Lespinasse），德爱皮内夫人（L. d？Epinay），内克尔夫人（S. Necker），她们的沙龙几乎见证了法国启蒙运动的高潮，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大多数天才人物都出入于她们的沙龙：达朗贝尔（J. d？Alembert），布封（C. de Buffon），孔多塞（M. de Condorcet），狄德罗（D. Diderot），格林（M. Grimm），爱尔维修，霍尔巴赫（P. H. Holbach.），拉哈珀（J. F. de La Harpe），卢梭（J.-J. Rousseau），杜尔哥（J. Turgot）。

沙龙在18世纪的新发展，以“理性交际”为观念前提，这使沙龙文化与启蒙运动的联系彰显无遗：在百科全书派中，“沙龙”发展为一种艺术批评形式。随着以沙龙命名的艺术展的不断兴盛，也出现了公开的艺术批评：18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当数狄德罗，他总共撰写了九篇沙龙评论，这也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之起源，其批评文字至今令人钦佩。自1759年起，也就是狄德罗给其艺术随笔冠以Salons（《沙龙》），这一法语词的运用得到了重要拓展，常见于后来的艺术批评。在法国，承袭这一用法的有波德莱尔（Ch. Baudelaire）、左拉（É. Zola）等人，在德国则见之于海涅（H. Heine）。

如前所述，17世纪的巴黎沙龙是贵族、知识者和艺术家喜爱的聚会场所，能够出入于朗布依埃夫人、雷卡米埃夫人（J. Récamier）、斯居戴黎夫人（M. de Scudéry）、赛维涅夫人（M. de Sevigné）等著名沙龙是一种特权和荣誉。贵夫人们把不同的贵族圈子与市民社会的知识人和作家聚拢到一起。高乃依（P. Corneille）得以在沙龙中推出他的剧作，观众多半是上流社会有影响力的人。被一个著名沙龙认可的诗人，或能在那里演出自己的剧作，展出自己的作品，可以很有把握地得到巴黎社会的认可。就文学而言，沙龙也是作家和学者们的社交场所，是现代文学生活之公共场域的原初形态。尤其在17/18世纪，巴黎沙龙是许多文学思想或倾向的滋生地。

前文所说“préciosité”（我暂且译之为“典雅派”），后来演变为一种潮流。它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朗布依埃夫人的蓝屋。1661年，德叟梅思（A. B. de Somaize）的《典雅派大辞典》（Le grand dictionnaire des pretieuses）问世，其中附有此前一年由他主编出版的《私密天地言谈之钥》（Clef de la langue des ruelles），也就是沙龙语言要领。这对当时的法语和文体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典雅派大辞典》共列出400名法兰西名人，称其为préciosité的推动者，并把préciosité定义为群体现象。同样，朗布依埃夫人沙龙里形成的（用今天的话说）关乎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方面的交际活动，也在典雅派那里得到传承。

文学沙龙堪称最典型的沙龙，沙龙起始就少不了文学话题，比如朗布依埃夫人沙龙中的谈资。可是，明确地起用“沙龙”作为文学社交概念，还是后来的事。作为“文学交际”（société littéraire）的同义词，“沙龙”见之于马蒙泰尔的回忆录（1800-1806），或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ël）的小说《柯丽娜》（Corinne ou l’Italie, 1807）。沙龙被看做文学交际的一种特殊形式。

就此而言，我们还可以把目光转向欧洲其他地方：

文学沙龙在18世纪的德意志土地上走红，成为市民社会的交际场所，贵族一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德意志诸侯领地，沙龙原本只是宫廷的特权和习俗。然而时代发生了变化：魏玛的阿马利亚公爵夫人（A. Amalia）的“诗神苑”（Musenhof）得到维兰德（Ch. M. Wieland）和歌德（J. W. von Goethe）的赏识，他们经常出入其中，为德国古典文学的兴盛做了准备。范哈根夫人（R. Varnhagen）的沙龙是柏林浪漫派的活动中心，洪堡兄弟（W. und A. 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 Schleiermacher）、费希特（J. G. Fichte）、施莱格尔兄弟（A. W. und F. Schlegel）、蒂克（L. Tieck）、海涅常在那里高谈阔论艺术、科学和新思想。1820年代，维也纳的舒伯特（F. Schubert）聚会，则是一种音乐/文学沙龙。

在俄国，沙龙女主人弗贡思卡佳侯爵夫人（Z. Volkonskaja），本身就是一个作家。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惨遭镇压以后的沉重岁月里，她的莫斯科沙龙是进步作家如普希金（A. S. Pushkin）、密茨凯维奇（A. Mickiewicz）等人交流思想的地方。1840年代，彼得拉舍夫斯基（M. Petrashevsky）的沙龙则是更典型的文学社团，那里传播的傅立叶（Ch. Fourier）和费尔巴哈（L. Feuerbach）思想，对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yevsky）、波雷斯耶夫（A. N. Pleš？eev）、谢德林（M. Saltykov-Shchedrin）那样的年轻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文化地理上看，18、19世纪和20世纪初，沙龙主要集中在欧洲都市和国都，那里有滋生沙龙的良好土壤，例如蒙塔古夫人（E. Montagu）的沙龙（伦敦），斯达尔夫人的沙龙（瑞士科佩），雷卡米埃夫人的沙龙（巴黎），贝鲁奇夫人（D. E. Peruzzi）的沙龙（佛罗伦萨），楚克尔坎窦夫人（B. Zuckerkandl）的沙龙（维也纳），范哈根夫人的沙龙（柏林）。

 

前文说及狄德罗的沙龙随笔，那是他应好友、德国人格林（M. Grimm）之邀，为卢浮宫两年一度的艺术展而撰写的九篇“专栏”文章（1759-1781），发表于格林主编、供欧洲少数精英和贵族阅读的手抄刊物《文学、哲学和批评通讯》（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critique）。这便涉及法语“salon”的另一个义项，即“艺术展”。下面我就简单胪列一下法国Salon/艺术展的历史发展：

Salon/艺术展可追溯至1665年的第一次皇家艺术展，那是一次不对公众开放的沙龙。嗣后，国王路易十四于1667年特许法兰西皇家美术学院成员在卢浮宫展出其作品。1669年，艺术展首次将展馆设在卢浮宫的大画廊（Grande Galerie）；战争或其他原因，迫使艺术展时断时续。直至1725年，展会一直在大画廊举办，此后移至卢浮宫方形沙龙（Salon Carré）。1737年至1748年，艺术展每年一届（1744年除外），此后至1794年为双年展。展品多的时候，卢浮宫阿波罗沙龙（Salon d’Apollon）亦充展厅。因为展会总在春季举办，人们后来习惯称之为“五月沙龙”（Salon de Mai）。

这些艺术沙龙中展出的作品，均由评委严格审定，都很符合皇室艺术趣味亦即主流风格取向和品味，基本上只有皇家美术学院成员才能参展。1665年至法国大革命的1789年，38次艺术沙龙每次只展出40至70位艺术家的作品，其中约四分之三为绘画作品，其余为雕塑等作品。进入19世纪以后，这个官方展会成为法国首都万众瞩目、最具魅力的文化活动之一。1848年之后，这个艺术沙龙在巴黎大皇宫（Grand Palais）举办。

1848革命以后，尽管不属于美术院的艺术家也能力争参展，但是遴选大权依然在美术院成员之手，而这些人只认可传统风格的作品。于是，被拒绝的艺术家得到拿破仑三世允准，于1863年创立“落选者沙龙”（Salon des Refusés，亦可译“淘汰作品展”），展示自己的作品，其中包括布丹（E. Boudin）、塞尚（P. Cézanne）、马奈（É. Manet）、毕沙罗（C. Pissarro）等画家的作品。这个艺术史上非同一般的对立沙龙的问世，被许多艺术史家视为现代艺术的诞辰。1884年，不被皇家美术院接受的独立艺术家成立了“独立沙龙”（Salon des Indépendantes），以此与官方的“五月沙龙”分庭抗礼。由于没有自己的评委，他们既不评选也不颁奖。

1889年，也就是巴黎举办世博会那年，官方沙龙成员在参展问题上的不一致意见，导致艺术家群体的分裂，其中许多人后来以新成立的“法国美术家协会”的名义，每年举办一次艺术展。独立于法兰西美术院的还有巴黎建筑师儒尔丹（F. Jourdain）于1903年领衔创建的“秋季沙龙”（Salon d’Automne）。为人所知的风格而外，人们在那里还能见到野兽派、立体派艺术家的作品。除了所谓“高雅艺术”（Arts Majeurs），那里还展出建筑模型、雕塑作品和工艺品。

 

关于“艺术展”意义上的“沙龙”，刘半侬（刘半农）的节译作品《灵霞馆笔记：倍那儿》（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8月1日），说及法国天才女演员倍那儿（Sarah Bernhardt）的“《风清雨过图》‘After the storm’经法国Paris salon赛会给予优等奖章”。李思纯在《平民画家米勒传》（载《少年中国》第二卷第十期，1921年4月1日）一文中，讲述了米勒“第一次出品，陈列于展览会，（salon）在一八五三年。共作品三幅，《刈草者》（the reapers）、《一个牧羊人》（a shepherd）、《剪羊毛者》（the sheep-shearers），便小有名誉，得了第一次的纪念奖品。”他还提及“一八五七年的（salon）中，亚布君（Edmond About）对《拾落穗》一画的批评”。在《宗教问题杂评》（载《少年中国》第三卷第一期，1921年8月1日）中，李思纯再次说到“巴黎一八五七年的salon，正是自然派的平民画师米勒（J. F. Millet）陈列他的名作《拾穗》，[……]”同年，田汉在《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载《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四期，1921年11月1日）一文中音译“salon”，说波德莱尔的“文学生活从投书新闻杂志，批评一八四五—六两年的沙龙为始”。

至于文学沙龙亦即“文学交际”意义上的沙龙，李劼人在论述《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载《少年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22年5月1日）时，援引了西方的一种观点：“古典主义的文学，只是为沙龙（Salon）作的；罗曼主义文学，只是为文会作的，只是为新闻界艺术界上等人物作的，只是为自己消遣作的；直至写实主义出现，始一扫前弊。”上文或许可以让人推断：斯时，不少中国学人和文化人似乎已对“沙龙/Salon”概念有所了解，至少是那些崇洋趋新的文化人已经认可这一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