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维规 ：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

发布时间： 2014-11-16

方维规 《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 》，载《东亚观念史集刊》第四期（2014），页101-170。

概念史八论

——一门显学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

 

方维规

 

【摘要】德国概念史是当代较多受到国际学界推崇和借鉴的少数德国人文科学方法之一，尤其是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模式在国际上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概念史的重要性在于其摆脱了20世纪诸多著名学派和理论的束缚，依托不同的历史材料来考析概念语义的知识结构及其变化轨迹。这一历史语义研究的著名范式在国际化过程中，不仅在方法上显示出其独特魅力，启发了不少概念史课题，也在不断适应不同地域历史文化的研究取向。将德国概念史放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语境中进行考察，较为系统地探讨其理论设想、具体实践、发展变化以及围绕概念史所发生的学术论争，自然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概念史方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关系，最能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特色。而话语史和隐喻学与它颉颃争衡的历史，不仅让人看到各种研究模式的学术旨趣和不同凡响之处，也更彰显出概念史的知识和认识潜力。随着概念史的逐渐国际化，方法争论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也越来越显示出其迫切性。

 

【关键词】概念史理论与实践；概念史与社会史；概念史与话语史；概念史与隐喻学；概念史的国际影响

 

一．绪论

二．德国概念史的理论、实践和特色

三．科塞雷克的思考：概念史与社会史

四．概念史与剑桥学派的“语言”和“话语”

五．一篇争相传阅的“前言”：“精神金字塔”

六．隐喻拒绝概念：概念史与隐喻学

七．概念史的新近发展与国际影响

八．问题与展望

 

一. 绪论

 

不仅概念可成为历史的索引，还有对概念的历史研究。历史批评方法出现以来，分析语言材料是实证研究的基本前提之一，或曰基础研究。“历史语义学”（德：Historische Semantik，英：Historical Semantics）探索文化表述尤其是语言表述的内涵及其变化的历史性。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模式，它探究和阐释特定时期之词义生成和表达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前提条件。这个大概念下的各种研究模式，尤其是其中的“概念史”（德：Begriffsgeschichte，英：History of Concepts 亦即Conceptual History），视语言分析为理所当然的考证出发点，旨在勾稽原始资料中语言的历史性，及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和为历史变迁所做出的贡献。概念史的着眼点，是具有关键意义的、浓缩的固定词语，并以此为依托去解读其在特定语境中的概念化过程。这里说的不是语言学中的历史语义考证所探讨的历史变化；与词源学不同，概念史主要不是词语和概念的语言分析，而是在语言和概念介质中挖掘历史。

作为历史语义研究的一个范式，概念史在德国的确立和深入探讨，领先于其他国家。赋予历史概念非同一般的意义，发轫于19世纪末的哲学史研究领域。这里涉及“思想能够创造历史”这一认识前提，它在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尤其在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中获得了中心位置。这种思想也极为深刻地主导了德国历史主义及其长期影响，直至进入1920年代。[1]在现代学科分类之前，许多“学科”都在哲学的统辖之下，哲学对史学的影响合情合理。然而，在所谓超越时代的思想中见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创造力，肯定削弱了考析不同时代概念变化的兴趣。这就必然在方法上带来传统历史主义与概念史问题意识之间的区别。

德国的相关研究，主要是研究团队所从事的大型词语概念史，其研究成果名曰“辞典”，其实是专业“百科全书”，收录的“条目”为论文，且常常是长篇大论。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领衔的《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2]，是历史词语概念史的代表作。它贯彻了科塞雷克对于语言之特定现代反思的认识旨趣，并成为概念史的一个范式。科氏概念史研究是1945年之后德国史学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工程之一；并且，它在德国和国际上启发了一些在方法上有所变通的后继课题。而堪称人文学科辞书典范的《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3]，虽然无出其右，但它所发展的哲学概念史研究方向，因缺乏一般社会、政治和精神的历史观照，在德语区之外几乎未产生任何影响。这也缘于该著编撰期间在方法上的不断变换。《哲学历史辞典》之无可争辩的成就，或许正在于编者从实用思考出发，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统一的理论和方法。因此，这一颇受青睐的工具书不像《历史基本概念》对史学研究所产生的影响那样，没有在系统哲学上显示出创新意义。

历史语义学重构过去某个时代之思维和心态的历史背景，以及时人的时代认知和解释视域，这种追求与思想史相近。与之不同的是，历史语义学更悉心于重构过去的交往形态。然而，各种研究模式对这个研究目标的追求程度是不同的。科塞雷克式的经典概念史，关注新颖之说，即一个概念在历史上的显著性，从而可以用来作为历史变迁的表征。在科氏看来，概念史能够折射出社会史，同时也影响社会史的发展。宽泛的历史语义学视角，更偏重概念的争议程度和矛盾之处，在功能上辨析政治和社会交往语境中的设想、概念或论述，区别看待不同的言说者和政治环境，以及特定时代或时期的其他社会和历史条件。[4]

为了克服对概念的孤立考析，历史语义学竭力扩展研究的分析部分，从单个概念扩展至概念群、语义网络和含义论证。[5]没有或不只是沉淀于概念的社会知识，则通过对语义关系网络、各种论证形式乃至惯常表达的话语史分析来呈现。[6]从含义史的意义上说，历史语义学不仅适合于词语、概念、语言和话语研究，它也可以在广义层面上用来探讨形象、礼俗、习惯、表现（如表情和姿势）等其他文化表达的含义嬗变。以语义为重点的历史分析，着重探测某个时代或时期之交往空间中可表达和“可说的”东西。[7]它在这一点上与话语史（history of discourse）有叠合之处，后者的分析方式尤其侧重于辨析一个时代的“可说”规范；然而，作为一种非阐释学的知识史，话语史对于语言的理解有所不同。例如福柯的“话语”概念，不同于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语言和言语，而是一种实践。他的话语构型，涵盖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和范畴，描述和分析特定时代的“知识”和“观念”，通过挖掘话语实践的规则来呈现特定话语或陈述系统，探讨现代社会中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曾经长期受到思想史和术语史支配的德国概念史模式，承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学生罗特哈克尔（Erich Rothacker）以及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思想，似乎很难摆脱其精神史源流。而法国的科学史研究，则较早关注共时话语及其断裂，关注其句法结构或符号关联。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冈吉雷姆（Georges Canguilhem）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法式科学史方法，依托“概念谱系”来发展其认识论历史研究。福柯还强调概念对于认识形成的催化功能。并且，有些概念并没有成为科塞雷克概念史所说的基本概念，却在认识上同样具有催化功能，比如“传染”、“信息”、“前景”、“反映”等。探讨认识论之时进入视野的共时话语结构（话语史），往往忽略概念发展的历时特征。它能否与历史语义学的历时考察方法相结合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还有争议。

无论如何，概念史研究不能把话语分析看做不足为训的东西，后者确实也得到了新近概念史研究的高度重视。特别关注往昔时代的语言状况，将之变成自己的研究对象，着眼于历史语境的文化知识及其阐释，在这些方面，上述研究模式之间有着诸多关联。它们共同为20世纪最后三十年与“语言论转向”（linguistic turn）密切相关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史的兴盛做出了贡献。

话语史而外，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的“隐喻学”在新近的概念史论辩中备受关注。需要解答的问题是：是否应当把隐喻史看做现有概念史的补充？或者，专注语言的隐喻性，是否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甚至推翻了“弃置”隐喻的经典概念史？迄今的研究表明，在所谓界定明确的概念中，也许还带有原始隐喻的痕迹；原始隐喻所包含或不包含的涵义，能够预先确定概念的发展。布氏隐喻学之复杂的符号理论，对概念史来说确实是颇为棘手的问题。可是隐喻学思考是一种建设性挑战，为整个概念史增添了新的思路。本文的重点之一，是探究隐喻学所引发的争论，尤其是从隐喻学推演出的概念史已经退潮之说。

有人提出“变革中的概念史？”[8]这一命题，其中的问号已经很能说明问题：既不认为概念史已经过时，也不认为概念史一如既往。其实，十多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不仅深究概念史的（史学）说服力，亦从不同的理论和学科角度探讨和评估相关问题。在伯德克（Hans Erich Bödeker）主编的《概念史，话语史，隐喻史》中，文章作者（如书名所示）一方面继续考察科塞雷克对概念史的理论认识，以及主要由布卢门贝格开辟的隐喻史；另一方面是话语史研究方法探讨，辨析以普考克（John Pocock）和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为代表的英美方法以及主要受福柯历史研究影响的法国模式。[9]不同的学科和学术兴趣，乃至不同的概念史模式，必然带来多元方法和考察视角。

概念史不断得到国际认可，同时受到文化研究转向的影响。诸多研究表明，文化研究不仅对概念史感兴趣，它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也能反作用于概念史。一种反目的论的意识日趋明显，认为一切知识形态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挪移了概念史的整个考察层面：从科学转向知识，从审美转向艺术品，从理论转向实践和技艺，从词语转向其他媒介，从绝对隐喻转向隐喻性思维及其所指对象。概念史这个曾被看做人文科学和阐释学的基础研究，在十多年前开始转向，它可被理解为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改建。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研究视角所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是，究竟如何阐释语言与非语言、物质与含义、物与词之间的界线。[10]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目前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改建，是否和如何对历史语义学或概念史的范畴和方法产生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概念史研究对象的跨学科性质，以及经典概念史与隐喻学、话语史、认识论和语用学的关系。

关于概念史的理论问题及其相关思考，笔者曾经写过几篇文章。[11]本文在早先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探讨概念史的基本理论及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近年来，这一研究方法，尤其是德国概念史研究，在东亚学界越来越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而不少人对概念史的基本追求及其存在的问题似乎还未看透，对这一方法似乎还只停留于概念，停留于浅尝辄止的满足。一方面，实证研究固然是概念史的根本，对具体概念的考析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正是理论的贫困，使得有些实证研究要么没能看到可能的“陷阱”而得出想当然的“实证”结论，要么因为狭窄的目光而没能看到本来可以延伸挖掘的东西。鉴于此，本文试图较为系统地介绍和阐释概念史的理论设想、发展变化、相关语境、学术论争以及不断增长的跨学科意义。

笔者当然知道，即便“八论”也做不到面面俱到。作为影响深远、迄今还在引发各种建设性思考的经典之作，科塞雷克主持的《历史基本概念》及其概念史方案是这篇文章或明或暗的论述对象，也是讨论相关问题的必要“背景”和比较材料。在论述隐喻学宣导和有人以此质疑概念史的部分，较多涉及东亚学人迄今知之不多的《哲学历史辞典》。本文对相关争论和不同观点用笔较多，既为了让人在批评者的质疑声中见出概念史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也为了从反面进一步证明概念史的有效性。最后，本文还将简要论述概念史的最新发展以及国际化所带来的契机。

 

二. 德国概念史的理论、实践和特色

 

德国概念史既可承接哲学和历史方向的早期辞书，[12]亦可借鉴1920、1930年代德国不同学科的概念研究。科塞雷克及其弟子所发展的概念史，将1930年代施勒辛格尔（Walter Schlesinger）的地域史和宪法史考察、尤其是历史学家布鲁纳（Otto Brunner）的著述视为社会史与概念史相结合的起始及其在科学史中的运用。其他学科的一些学术探讨，也为后来的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例如罗特哈克尔的哲学论著，耶格尔（Werner Jäger）的古典语文学，屈恩（Johannes Kühn）的精神史考察，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法学研究和宗教史，特里尔（Jost Trier）的语言学著述。[13]在法国史学界，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夫尔（Lucien Febvre）自1930年起，在《经济社会史年鉴》（Annales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的“词汇专栏”中介绍新式关键词与事物的含义史。该专栏还专门援引德国海德堡的文化史和语言史刊物《词与物》（Wörter und Sachen）中的相关论说。[14]而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明确地将概念史与传统的词语史、思想史和事物史（Sachgeschichte）区分开来。

与早先的概念研究相比，新近的概念史研究首先见之于两个学科。体现于十三卷本《哲学历史辞典》（1971-2007）的哲学史研究方向，意旨在于“‘诊断式地’检视术语乱象的产生与‘治疗式地’指导当今的准确运用”[15]。史学研究中的两部名著，即八卷本《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和社会语言历史辞典》（1972-1997）和十五卷本《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1985-2000）[16]，则拓展了历史编纂学概念史方法。《历史基本概念》不只根植于德国对于哲学概念和关键词的早期研究，亦把关键词视为“社会心理和精神史现象”[17]；它更多或主要关注的是概念史的社会历史维度，并已明显见之于《历史基本概念》的合作主编布鲁纳1939年的专著《疆域与统治》。他对政治基本概念之语义嬗变的兴趣，来自考索中发现的问题，即字形相同的概念，比如“Freiheit”（“自由”）、“Nation”（“国家”、“民族”、“国族”）等概念，在中世纪和近现代文本中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理解历史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因而需要根究历史语义的变化。[18]

《历史基本概念》研究方案的出发点是，在科塞雷科称之为“鞍型期”的那个时代（约为1750年至1850年），即欧洲从前现代（近代早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许多重要政治和社会概念发生了语义结构从旧到新的根本性变化。这个语义转变时期有着诸多特有现象和变化：一些概念从其多样性（复数）向单一性（单数）过渡，或曰“复合单数”，例如“历史”概念从先前的“许多”历史转变为包括“历史总和”和“历史反思”的总括性概念。科氏在探讨作为社会运动之“因素”的概念时，最初想到的是未来历史的先行思想，也就是启蒙运动以降许多概念的政治化，即与社会多元化相应的、广义政治意涵上的针对性词语运用；民主化，即许多概念之社会运用范围的扩展；时代化，即浓缩于概念的特定期待和理想；可意识形态化，即概念可能成为特定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四化”使概念获得了决定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潜能。[19]

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所呈现的问题意识，除了对研究方法的扬弃和发展、对历史言说的准确勾稽、在概念阐释中挖掘其内在意向，还拒绝所谓历史观念永恒不变的观点，即脱离政治和社会语境的“永恒观念”（洛夫乔伊：immutable ideas）。因此，这一方法论视角通过分析概念所依托的可变“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和“期待视野”（Erwartungshorizont），取代了传统思想史对语义所采取的唯名论立场，即不假思索地将特定语境影响下的术语甚至当代术语嫁接于某种历史状况。查考“词义的延续、变化或出新”，可以呈现“衍续的、重叠的、沉积的、新增的含义之深层结构”，以此展示社会史发展的表征。[20]正是解读19世纪德国史的时候常被引用的“不同时的同时性”阐释模式，让人看到概念的重叠语义中聚合着不同时的经验和期待,即科塞雷克所说“不同时历史的同时性亦即同时历史的不同时性集于一个概念”[21]。

尽管《历史基本概念》在国际学界受到广泛关注和赞誉，可是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概念史方法是社会史之不可或缺的条件”[22]，也成了批评讨论的对象，并在理论和方法层面上引发出新的思考。一种批评声音是，这部巨著中的不少文章之“从古到今”的铺陈框架，以及名曰综览各种史料却主要顾及经典思想家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普通原始材料，忽略了政治日常用语。按照该辞书原定规划，原始资料的选择包括三个层面：学者和知识界的辞书；向上观照重要的经典文本；向下涉及接近日常生活的文本类型。[23]可是最终结果是，原定规划中的“深入日常生活”[24]，只见之于个别论述。

1985年开始编写的《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则着力把握法国“鞍型期”（约从1680年至1820年）亦即从法国旧制度到复辟时期的政治和社会概念，主要关注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对之产生影响并加速其发展的语言及语义变化，并努力在方法上拓展概念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历史语义学维度。与《历史基本概念》注重社会历史事实相比，科塞雷克的学生赖夏特（Rolf Reichardt）等《工具书》编写者依托知识社会学，强调不只是辨析、还要通过状写社会现实来揭示语言的普遍社会性；视语言为整合时代之社会知识的一个环节，且能指导人的行为。这种缘于知识社会学的立场，更为明确地显示出社会历史语义的研究方案。《工具书》的纲领性设想，不是把查考概念的初次出现和确立以及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义放在首位，而是重点探索概念的社会传播及其特定社会意义，即明晰勾勒语义要点的社会历史轮廓。因此，《工具书》的概念史模式更为注重研究材料的来源，喜于把代表性系列书刊作为原始资料纳入考索范围，特别是辞书、百科全书、杂志、报纸、年鉴、宗教手册以及文学作品等，也就是直接指向概念的“现实基础”，以展示群体语言运用的历史。[25]这种方法是对斯金纳及其信奉者所建立的语言惯例和语言行为理论的补充，并为考察提供了更为注重历史的途径。[26]

概念史最初的认识意图是，阐明特定词语运用、词语所代表的概念以及用其他方法重构而出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之间的时间断层，重视“实际”历史与时人所理解的历史之间的“相符”或不符。[27]科氏概念史以德语区的概念生成（间或涉及拉丁语、法语、英语等语言中的对应概念）为考索对象，勾稽和确认特定词语最早获得或吸收“鞍型期”以来特定含义的时机。在陈述一个概念的最初例证及其相关问题的最早说法的同时，尤其关注“创新之转折点和联接点”[28]。《历史基本概念》着力揭示旧的词义何时开始令人费解或者被人忘却，现代的、我们熟知的词义何时得以确立，以及这些语义变化当时或后来是否与“实际”历史切合，或者是否成为后来“实际”历史的先声。这些现象与语义和社会之不同的变化速度有关，因此才有科塞雷克那时常被人引用的观点，即概念迁衍既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也是推动变化和发展的“因素”。

 

三．科塞雷克的思考：概念史与社会史

 

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起，概念史力图与社会史平分秋色，雄心勃勃地想同社会史一起统摄其他史学门类，即把社会史和概念史看做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点，并以此规划其他史学方向。换言之，若不把科技社会史和科技概念史作为科技史的基础，便不能真正把握科技史；从事医学史、外交史、管理史等诸多史学研究同样如此。社会史在那个时期还有着绝对优势；历史哲学家和科学理论家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理论反思和实践所达到的高度，才使得概念史能与社会史平起平坐。这正是科塞雷克的志向所在，他曾强调指出：

 

[社会史和概念史]的理论依据有着普遍意义，可以延伸和运用于所有领域的社会史。哪种历史不是必然与人际关系有关、与无论什么样的交往形式或者社会分层有关？于是，赋予历史以社会史特征及其不可辩驳的（近乎人类学的）永久效用，隐藏于一切历史形态背后。哪种历史在其凝结为历史之前，不是先在概念中见出历史？考析概念及其语言历史，是认识历史以及它同人类社会有关这一定义的最起码条件。[29]

 

这些文字出自科氏重要论文《社会史与概念史》（1986）。1980年代中期，科塞雷克这位史学概念史的首席代表所见到的理论文献和概念史状况，自然有别于后来的情形。那是一个“‘语言论转向’的时代”。这里的“语言论转向”之说，并不见之于《社会史与概念史》的最初版本，它是修订版本的新添文字，出现在作者去世以后出版的文集之中。[30]作者在该文末尾援引自己主编的《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1978）“导论”中的说法，特别强调他的研究方法与编写《历史基本概念》的关系；他把这一方法归结为“带着社会历史意图的概念史考察”[31]。显然，这与当时盛行的问题意识有关。《历史基本概念》最初几卷出版以后，科氏要在跨学科的层面上审视自己的概念史方法。因此，我们在《历史语义学与概念史》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文章和舒尔茨（Heiner Schultz）的《概念史与论证史》[32]而外，还有不少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的论文，共同探讨政治和社会概念史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机遇和陷阱。因此，我们应当在特定语境中考察科塞雷克的有些观点。何为影响科氏经验和思想的因素？他的研究方法主要缘于哪些理论传承？如何总结他的概念史成就以及可能的缺陷？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科氏概念史接受状况的基本特色，尤其是后来出现的新视角。

科塞雷克早在其教授资格论文中强调概念史的社会史功能。“语言中聚合着历史经验，或凭借语言表达希冀”，概念史自然也带着这种语言特性。这一认识前提完全可被看做概念史研究之社会史取向的主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超越行动之人的概念史是社会史的一个变体。”[33]他的出发点是：成就概念的语言整体，渗透着社会思想并见之于所有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勾稽概念的社会和历史作用，以及它表现事实、改变事实的能量。科塞雷克的著名信条是，历史和社会基本感念不仅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Indikator），而且是能够直接影响历史变化的“因素”（Faktor），概念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34]换言之：概念变革和创新，体现出新变因素：“新概念呈现新事物。”[35]并且，概念生成和用词变化，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挑战在语言形式上的体现。“表征”和“因素”相辅相成，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或者说，科氏观点呈现出一种二元论，二者之上没有统辖范畴。词语概念史在社会发展之表征和因素的层面上考证概念及其语义生成过程，不仅有着社会史、而且有着理论史之维。

词语概念史意义上的概念，可被理解和阐释为话语的结晶，同时也是习惯化思想的符码或记号。在具体语言运用中，它既是思想的前提，又会引发思想。科塞雷克因此而把概念的启发价值（福柯后来所说的“催化功能”与之相似）视为反思问题的钥匙。诚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说，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36]，赋予社会论争以特定结构。科氏则把概念视为“思想的出口”，因而也是分析历史情状的关键工具。分析特定历史社会知识的产生、形成条件和运用形式，是词语概念史的重要内容。它所探索的概念和概念网络，体现为传统与现实的思维方式、阐释模式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这种认识旨趣见之于科塞雷克着意探究特定概念运用“背后的意图”，概念运用的社会、政治和理论内涵，以及“社会影响范围”等相关问题。[37]概念史在方法上用历史批评的目光来进行文本分析和语境分析，确认某个时代特有的词义内容，探究作者、受众、意图、包含和摒除等。它借鉴语言学中的语义分析（从词语推断词义）和名称学（从词义推断运用）去探讨事物史和思想史命题，努力在政治和社会语言中把握转型时代。根据不同的论述语境，科氏常会新造术语来描述概念（德语的造词功能是很有名的），并赋予其在特定历史进程中的个性特征，例如“储存经验的概念”（Erfahrungsregistraturbegriffe）、“催生经验的概念”（Erfahrungsstiftungsbegriffe）、“期待概念”（Erwartungsbegriffe）、“运动概念”（Bewegungsbegriffe）、“演替概念”（Sukzessionsbegriffe）、“关联概念”（Korrelationsbegriffe）等。

科塞雷克认为，在概念中，尤其在“民族”、“国家”、（“国族”）、“历史”或“社会”等中心概念中，历史的积淀极为深厚，很能体现往事。然而，社会史和概念史相互关联，却不存在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科塞雷克拒绝接受社会变迁与概念迁衍之间的因果关系：

 

社会及其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总与语言对此的把握和表达有所区别。[……]语言变化和社会变化相互沟通，但不是一方来自另一方、一方为另一方的成因。更应是一方指涉另一方，却不能充分说明甚至代替另一方。尤其是语言或社会发生变化的时间差，它们的性质是不同的。[38]

 

他又说：“一段发生的历史总是不同于它的语言表达，没有一种话语行为是历史行动本身，是它筹划、引发和完成的。”科氏承认历史上确实有过这种话语行为，且引发不可挽回的后果，比如希特勒下令攻占波兰。然而，正是这一史实能够显示二者的关系：“历史的发生离不开话语，但从来不与话语等同，不能化约为话语。”[39]社会的变化导致概念反馈，这又重新引发社会的变化；变化和反馈都将先前发展纳入自己的视野。因此，历史不能叙写为摆动于社会和概念这两极之间的钟摆。

如何阐释特定的历史发展，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于社会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和制约，不存在普遍规律。因此，科塞雷克坚持其二元论，在理论上显然没有更多发展空间。同样很强势的话语分析方法让人看到，科塞雷克没能充分说明作为社会行为的说话如何发挥作用。“语言论转向”之后的一些研究模式，超越了科氏二元论。一种新的理念是：行为的意义总是由语言表达事先设定的，并在语言兑现的框架内才能真正被理解。尽管如此，科氏倡导无疑属于开风气之先的重要实践。他的概念史方向，可在概念史和社会史的二元结构所确定的考察框架中，呈现和描述历史经验，并揭示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

科塞雷克的早期概念史阐释，既指向概念史，又指向社会历史，但是二者的关系颇为松散。《历史基本概念》几乎没有涉及社会状况与语言语用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和为何促使语义变化这个问题，“含义”主要被理解为语言之外的指涉或关联，极少论及交流渠道中的具体运用。嗣后，随着语言论转向和结构论转向的发展，科塞雷克及其同仁也将兴趣转向语言构建的“如何”和“为何”，逐渐意识到所有形式的社会“结构”（团体、阶级、社群、机构，乃至民族、人民和国家），总是在交流过程亦即语言行为或象征行为中变化和变样的。[40]这种观点在当今历史学界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在当时却是对传统史学观念的一个巨大挑战。

科塞雷克自己选编、却由于他的突然去世而由杜特（Carsten Dutt）最终定稿的文集《概念史：政治社会用语的语义和语用研究》（2006）[41]，辑录了作者1976-2005年的论文。熟悉科氏研究方向的读者，可在该著的作者“导论”残稿中看到其观点发生了变化，明显区别于他早先的著述。较为典型的是，他在时隔三四十年之后，说自己不再喜欢“概念史”这一名称；而他依然接受这个名称的重要原因，是“概念史”早就成为他所倡导的研究方向的招牌。他在“导论”残稿中明确表示，他的追求首先在于“探寻由分析得出的、概念和语言之外事物的关系类型”[42]。显而易见，他这时完全或主要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在说话，而很少像其他学科的人那样时常喜于视其为语义学家。[43]科氏为这部文集所写导论的主要内容是：（1）“再次强调政治、社会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所要达到的认识意旨，不同于抽象的社会考察之老式思想史的研究目的。”（2）“阐释概念史与社会史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互补性。”（3）“讨论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与在‘话语史’名下所从事的历史语义学研究之间的异同。”[44]他一再论及概念史与事物史的关系，并强调二者之间的差别：

 

概念与事实，二者各自有其历史；尽管它们相互关联，却在以可见的方式变化着。尤其是概念变化与现实变化的速度不一，以致有时概念先于事实，有时事实先于概念。[45]

 

在为《历史学辞典：100基本概念》（2002）撰写的词条“概念史”中，科塞雷克如此描述其概念史模式的任务：

 

[概念史]既追溯哪些经验和事实被提炼成相应概念，亦根究这些经验和事实是如何被理解的。概念史因此而在语言史和事物史之间斡旋。它的任务之一，便是分析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概念与事实的吻合、偏移或抵忤。[46]

 

科塞雷克如何历史地思考“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赋予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个性特征，见之于他的一个走得很远的观点，即否认历史中心概念本身的历史可变性：在他眼里，“历史概念”是特定时代、特定思想和事物发展之语境中生成的概念，永远只对产生特定概念的时代有效，永远带着产生时代的语境，从而不再可能发生变化，因为催生概念的时代语境总是独一无二的。概念一经生成，与词语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便不再变更。用他的话说：

 

一个概念所表达的意思一旦确立，这一概念便脱离历史变化。亚里士多德的“城邦”（polis）概念或西塞罗的“共和”（res publica）概念，依然是独一无二的，即便它们是持久的或可以重复的概念。这样一个作为词语或许早已存在、但经过专门深思熟虑而获得的概念，不会再有变更。被概念所把握的事物以后可能发生变化，从而引发后来与之相应的概念形成，以及随之而变的事实状况。然而，一旦形成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本身不再变化。[47]

 

科塞雷克对于这些特定概念的历史单一性所做的思考，当对语言具有普遍意义：

 

独一无二却可转让，这不只是亚里士多德式概念的特性。这一双重视角已在每种语言之中：既可表达绝无仅有亦即此时此地（hic et nunc）的意思并将其概念化，同时也可不断汲取它的可重复性，否则就根本没有理解可言，或曰“没有概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切语义都是双面的，一面是语言表述可以重复，一面是直接的、具体的运用形式。可重复性注定了语言的巨大语义能量，历史单一性则见之于运用。[48]

 

科塞雷克以其概念史表明，他的理论和方法旨在借助被理解的历史来演示更为清晰的历史。他说：“对于历史认识的追求，超出史料所能提供的内容。一份材料可能是现成的，或者可被发现，但也可能无法找到。而我却不得不冒险说出我的观点。”[49]这种冒险或许是必须的，人们可以凭借“可能的历史”为其辩护。

 

四. 概念史与剑桥学派的“语言”和“话语”

 

如前文所示，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思考是在变化中发展的。他自己也在2002年说：

 

我的概念史研究与《历史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用语历史辞典》这一庞大研究课题紧密相关。这部辞典30年前（1972）开始出版，而其理论和方法论思考是我40年前就已阐释的，这至少对我来说成了理论上的束缚。一方面，为了推动《历史基本概念》这一共同课题，严格遵守理论设定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我自己的概念史理论却在不断变化。[50]

 

从词语入手考析概念，并从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储存其中的历史经验之可描述性的理论预设出发，专注于经过历史考验而传流下来的概念，显露出两个系统上的盲点：它既排除了那些不以相关概念（或对立概念）为依托的知识，又舍弃了其他语言表述所传达的知识。这在理论上导致对概念史的原则性批评。[51]极力倡导“隐喻史”或以隐喻史代替概念史的学者，尤为突出这类批评（本文第五节和第六节将具体论述这个问题）。另有人批评指出，概念史把存留于概念的含义看做历史变迁的表征，这是对概念作用的过高评价。[52]同历史话语分析一样，它所运用的工具本身带着局限性，因而只对语义变化过程的描述做出了贡献。《历史基本概念》的研究模式，依然是它所要克服的传统思想史形式，它对语言理论关注不够。[53]

转向话语史研究的语言学家布塞（Dietrich Busse），主张与关键概念研究保持距离。他认为今天要比30多年前更能看清科塞雷克设计概念史方案时的主导动机，科氏方法当时还处于起始阶段。布塞认为，《历史基本概念》中的大部分文章，只是部分实现了科氏动机。科塞雷克的追求是，展示作为历史进程之重要动力的概念系列和类型，不多也不少。他的概念史设想，纯粹是历史研究，或曰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它实际上是把概念当做历史进程中的实体和推动力量来剖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对科塞雷克来说具有认识论之维。概念需要借助关键词语来称呼和识别，且时常通过其渲染性和鼓动性标记而获得推动历史的功能，但是它不拘囿于单个词语及词义。[54]

1970和1980年代对概念史研究方法的接受，很快导致历史语义学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取向，即对“话语史”的青睐。[55]布塞和一些语言学家所理解的“历史语义学”，狭义指称词语史和词汇历史语义研究，广义则包括概念史、思想史、观念情感史、政治语言分析、话语史等历史涵义考析的不同形式。[56]科塞雷克对“话语史”的概念研究一直心怀不满，否则他也不会在其最后一部文集（《概念史：政治社会用语的语义和语用研究》）的“导论”中反驳这一研究方向。

英美长期推崇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和“观念史”（history of ideal）研究，在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研究取向。对这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洛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在美国开创的思想史研究，他于1936年发表专著《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57]并于1940年创刊《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此外，普考克开启的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研究，主要以英国史为研究对象，着力重构特定政治理论所依托的“语言”（languages）。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普考克对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等英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家之经典共和主义思想的语言重构。与德国概念史模式不同，剑桥学派的“语言”研究模式不从概念之维出发，而是纵观政治理论的所有语言因素，结合语言行为理论去查考近代历史政治语言，在思想史的框架内考察问题。普考克本人对这种“政治话语之语言”（language of political discourse）的类型界定是：“话语之语言[……]是由时代中的词语、语法、修辞以及一系列语言用法、推测和关联组成的整体结构，可被特定共同体用来为其感兴趣的政治目的服务，有时亦可用于表达世界观或意识形态。”[58]

与这种解析政治理论的共时语言不同，斯金纳重视语义的历时变化。普考克以及斯金纳的“话语”概念，与福柯的话语理论没有多大关联，而是指言说者与听说者之间那种普遍的交流关系。另外，亦有史学家着力将“话语”模式用于社会的阶级状况分析，比如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一些著述。他对英国宪章运动的考察，展示出语言分析的功用，凭借特定的阶级语言来讲述阶级的历史。[59]

不同方法的比较可以让人清楚地看到，普考克和斯金纳完全与法国话语分析家之或多或少的反阐释学方法背道而驰，并在原则上坚持对文本的分析性诠释；而二者的方法与德国概念史传统相比，尽管存在诸多差异，但还是有着不少共同点。不同研究模式之间是否存在对话可能性呢？下面我们就简要勾勒一下不同视角之不同的理论前提。

普考克在与科塞雷克的一次直接对话中，首先指出话语分析优于对确定概念的考析，尤其强调了考析“政治话语之语言”的共时视角：既然语言或话语作为整体结构同时存在于时代之中，通常也就同时存在许多相互对峙、相互竞争或者相互作用的语言。研究这些语言或话语就必须高度重视共时性特征。语言的话语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没有一部概念史辞典，无论它有多么广博和深刻，能够把握[……]这样的体系或有机整体，以获得语言整体的历史。[……]它或许就是维特根斯坦用‘生活形式’这一术语所要说的意思。”从这一视角出发，普考克强调指出，概念史作为单个概念的含义史只不过是对“许多话语的历史以及人的话语和被人运用的话语的辅助研究”。[60]

科塞雷克则认为，从这种阐释模式出发，普考克之原则上的共时分析方法存在很大问题。放弃研究长期的历时语义变化，亦即概念的“长时段”（布罗代尔：longue durée）状况，便会不顾同时代人面对各种传流的语义成分、把握或选用语义时的选择标准。单纯的话语共时分析视角容易陷入一种危险，即把语言置入一个仿佛没有历史的空间，或仅仅呈现为历史语录。应当看到的是，所有话语正是在与传流概念的碰撞中展开的，而且一再重新界说经验与期待之间的活跃关系。[61]

莱昂哈特（Jörn Leonhard）认为，针对普考克的立场，应当在“经验空间”和“期待视野”的层面上强调基本概念的功用。所有政治和社会话语，尤其是相互对立的话语，建立在共同的阐释模式基础上，否则不可能发生语言纷争。亦可反过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各种时代在界定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时的争辩所反映出的对于经验和期待的阐释模式，以及由此引发出的相关话语，才可能让历史学家重构往昔的语义。不可替代的政治和社会概念绝不可能与各种话语相分离，这已经根植于概念的生成和演变。基本概念在话语中生成并发挥作用，没有基本概念的话语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话语与基本概念的关系是互动关系，在方法论上排除了孰高孰低的问题。[62]

斯金纳认为，一个概念的历史其实是不存在的。作为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语言哲学的信奉者，他援恃概念唯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得到把握的假设：“概念不可能有历史，只可能有论说时运用概念的历史。”[63]他的论证和批判锋芒更多指向英美主要建立在理论史基础上的“观念史”，[64]很少针对德国概念史的“历史基本概念”研究。他重点批驳了洛夫乔伊之著名的“观念单元”（unit ideas，又译“单元观念”）与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关键词”（keywords）模式。斯金纳批评二者在方法上忽视了“区分用以表达概念的术语与概念可能的作为”[65]。他所理解的历史语义学，主要见之于普考克借用的斯氏说法，即强调概念内涵之各不相同的具体语言表达：被书写的概念史只是“语言现象、词语及其运用的一个方面”[66]。这让人想起福柯《知识考古》中的说法：概念史在“跳上知识的舞台”之前，或曰从幕后走到台前之前是引人入胜的。如果一个概念已在学术上定型，它的话语功能多半已经消失，甚而带着话语含义的缺失；然后，曾经的变化过程才会出现在辞书之中。

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与英美传统观念史所体现出的普世观点或者传统德国思想史和精神史不同。科氏反对超越时代之思想的假设，不接受洛夫乔伊之“观念单元”的普世性或者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所言“思想之压倒所有概念的强大力量”[67]的有效性。概念史正是迈内克依托历史的思想史研究与罗特哈克尔所发展的精神史模式的对立面。迈氏考察了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的思想，其出发点是漫长历史时期中不变的思想。[68]如前所述，概念史讲究独一无二的历史，它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语词的产生史和影响史中，呈现基本概念如何作为特定事物的阐释模式而得到发展和启用的历史状况。[69]

剑桥学派还反对科塞雷克主编《历史基本概念》时发展的著名“鞍型期”模式，即历史基本概念约在1750年至1850年体现出的时代化、政治化、民主化、可意识形态化等特征。普考克指出，英国政治和社会词语之完全不同的鞍型期，应当定于1500年至1800年。不过，这倒让人看到比较分析的必要性，而且不可忽视话语的前提条件：[70]不只是概念史研究，还有其他推究这类变化条件的研究模式，都有其“历史、文化和国家特殊性”。[71]就英国而言，早期近代以来有着相对集中的政治话语，约从1640年起逐渐导致其特有的政治文化，并在日益发展的工业社会中显示出其稳定性，大陆欧洲找不到相同的发展状况。德意志版图上过渡时期（从分裂的等级社会向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的政治和社会词语之现代化标准，显然不能套用于英国过渡时期的发展状况，它的旧制度有其自身的结构条件和时代划分。[72]

就研究对象的历史时期而言，“鞍型期”理论使20世纪的发展没能得到史学研究的足够重视。虽然，对于个别概念在较短时期的历史语义考析时有建树。其实，科塞雷克本人后来在总结其“鞍型期”方法论时，完全带着审视的目光。他认为，不管对德语区的概念史分析，还是对其他地方的话语研究来说，“鞍型期”之说绝不是到处适用的；较为恰切的是更为开放的“界线期”（Schwellenzeit）概念。[73]尽管如此，在从事比较研究时，“鞍型期”模式作为考析的出发点或假设，显然有其参考价值，对重构情形各异的语义转变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例如《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便把另一时段视为法国“鞍型期”。

科塞雷克式概念史的起源，与先前德国的哲学中心概念研究模式有着某种关联，但是背弃了倚重历史取向的传统思想史和精神史。而同德国传统思想史有着某种可比性的英美“政治话语之语言”研究模式，则更多排摒了往昔的“政治观念史”（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l），强调历史语境变化中的思想连贯性。德国概念史及其社会历史语义考析，专注于不同概念之历时语义变迁，而普考克的研究重心是在共时层面上重构政治理论之总体语言及其所有组成部分。显然，在“基本概念”和“鞍型期”（即考析概念的语义嬗变）与“语言”和“话语”（即研究政治话语之语言的历史变化）之间的区别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原则性争辩：何为分析语言与历史之关系的正确切入点？[74]

毫无疑问，语言能够生成意义、展现传统，否则便不可能领会历史环境。语言展示一个语言共同体的共同经验，同时又是集体知识的基础和工具。语言也是描述新的经验的手段，并将其纳入已经存在的知识库。总之，语言是最重要的介质，使某个社会积淀而成的传统得以传承。一个远未解答的问题是：不同的科学文化和研究风格所发展的模式，是否能够形成对话和对接。科塞雷克、普考克和斯金纳在探讨语言与历史的关系时，他们谈论的确实是同样的事物吗？或者是历史理解方式中的深层区别，最终体现为对话的障碍？但是作为他们的理论的接受者，“取长补短”一定是可取的。

 

五．一篇争相传阅的“前言”：“精神金字塔”

 

概念史的现实状况和未来前景究竟如何？它因为产生于特定时空的知识语境而成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了吗？或者，概念史的明天依然充满希望？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在于其理论穿透力，而且确实是几年前的一个激辩焦点。对于当代概念史实践及其需要回答的问题，似乎只有看到这一研究方向具有发展前景，评述才是有意义的。而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概念史研究的重要前辈人物之一贡布莱希特（Hans-Ulrich Gumbrecht），出人意料地否定了概念史的前景。他于2006年出版自己的概念史文集《概念史的维度和局限》，对遴选的六篇重要旧作（1978-2001）未做任何修改。购买该书的读者，首先是要买他的长篇“前言”，一篇非同凡响、不胫而走的前言：科塞雷克的学生贡布莱希特在与概念史告别！该文很能说明问题的标题为“精神金字塔”，论述“概念史运动的迅速高涨、看不见的维度和突然退潮”。作者不仅试图诊断概念史的当代水平，同时也在审视和诊断整个当代思想。这是他讨论问题的重要意旨。其他领域的学者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疑虑和问题，与概念史研究阵营内部发出的根本性质疑相比，似乎显得无伤大体。

贡氏对概念史研究的回顾，带着感伤的目光，眼前是书房里的《哲学历史辞典》、《历史基本概念》、《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美学基本概念》[75]等一系列多卷本概念史巨著。在他眼里，这些卷帙已经成为金字塔；曾经充满希望的将来，随着课题的竣稿和出版而变成过去的将来，1960-1980年代的将来已经死去。直到不久前，他才发现概念史之时兴，“经历也很丰富，而且几乎是突然发生的，就像活跃的概念史研究在20世纪落下帷幕之时已在以往的大型纪念碑的石块中僵化一样，”金字塔已很遥远。[76]这种诊断似乎恰逢时机，几个大的概念史工程几乎完竣，《哲学历史辞典》的索引卷也将在该年问世，人们只在等着九卷本《修辞学历史辞典》（1992- 2009）[77]卒底于成。

“死亡讣告”极易引起误解，因为所有大型学术项目都会将其雄心勃勃的计划转变为书册，即便结构上无法完结的项目，总有收场之时，尤其是按照字母顺序编写的多卷本参考书。若是无人运用汇聚于这些书籍的知识，才有死亡可言。贡布莱希特当然知道，这些书卷都很有用，他是另有所指：“石化”来自内里，精神金字塔中不再有生命；在西西弗斯的苦役中，[78]推石人的心脏已经石化。在贡氏看来，概念史鸿篇巨制没有掩藏着能够让人在运用中获取思想认识的宝物，没有赖以通过对话来开发的往昔世界的精神，而更多的只是埃及“宏伟的墓碑”（黑格尔），它的内部埋葬着从前的幻想和激情。概念史巨著的成果，实为“人文科学中一个业已告终的时代的证人。对于我们来说，它虽然在时间上并不比昨天久长多少，但在思想上仿佛同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代一样遥远，也就是[……]我们的记忆无法完全唤回的东西。”[79]

德国1950年代以降的概念史生涯，或许能为解读“金字塔”之说提供一些启示：贡布莱希特对于概念史发展前景的疑虑，多少与概念史理论探讨中出现的停滞不前的现象有关。德国的几个大型概念史辞书工程启动之后，概念史方法争论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并未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该说的似乎也都说了。里特尔（Joachim Ritter）和科塞雷克等开创性人物的纲领性规划，仿佛与当今人文科学领域的主导思想形成明显对比；后来者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概念史所培育的阐释学雄心的兴趣。

贡布莱希特在这种背景下的当代诊断，带着不少后现代的通常看法。这一倾向可以概括为：早先那种与自我和集体解放理想不可分离的现代历史意识，被当代之宽广的多元意识所替代，浓重的多元意识正在执着地向着开放的、未知的将来蔓延。这就很能让人理解，贡氏为何见出概念史之星在后现代的“认识论环境”中陨落，“后现代计时器的出现”改变了概念史的期待和假设。[80]若是不再能从过去获得指向将来的东西，那么概念史对于流传之事的孜孜求索，也就失去了说服力和迫切性。

贡布莱希特的论证对《历史基本概念》没有多少原则性批评，而是更多的限定于当今读者都能分辨的质量上存在问题的个别辞书篇什，或者相关作者后来的有些文章。贡氏说其未能贯彻《历史基本概念》的方法论设想，只是采用了各自擅长的写法。平心而论，一部“众人”参与的巨作，存在这样的问题虽不理想，但是完全可以理解，主持过重大集体课题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其实，贡氏对概念史的“总清算”及其中心观点，较少针对《历史基本概念》，而是在对《哲学历史辞典》发难；特别是后者在原则上排除隐喻学的做法，被贡氏看做方法上的短浅之见。他从布卢门贝格那里得到启示，认为“隐喻和不可言传的东西，拒绝一切标准化阐释方法”[81]。

概念史之星在所谓“认识论环境”中不再闪耀之后，贡氏见到了“隐喻学”的冉冉升起。面对各种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后现代应当是对世界关系问题做出抉择的时候了。在他眼里，曾使概念史取得成就的东西，正是其今天令人失望的原因。现在看来，概念史实为一种糟糕的思想史。不过，概念史理论中的一些缺陷，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一个“新的认识论形态”已经出现：隐喻学是一个极有发展前景的研究，它能够“取代或至少补充”概念史。贡氏接过布卢门贝格的思想，阐释了如何接近前概念与非概念现象，并把查考口语表达和视觉印象也看做勾稽前概念与非概念的入口。隐喻学有可能探索“存在于语言、却不能成为概念”的真实状况。他认为哲学概念史的代表人物其实并未忽视隐喻的作用，而概念史研究将布卢门贝格的隐喻学彻底排除在外是一个很大的错误。[82]

 

六．隐喻拒绝概念：概念史与隐喻学

 

布卢门贝格曾为1951年创刊、旨在筹备“哲学历史辞典的基石”的《概念史文库》撰稿，“Metaphorologie”（隐喻学）当为布卢门贝格发明的一个概念。[83]《哲学历史辞典》的开创主编里特尔曾请求布氏参与哲学概念史课题研究，并就后者的重点研究方向而提出一些隐喻关键词建议。他在《哲学历史辞典》卷一“前言”中带着赞同的口吻援引了布卢门贝格的观点，认为“正是拒绝把自己消解为概念的隐喻，有着‘较为极端意义上的、不是概念那样的历史’，并指向‘思想的下层结构’（Substruktur des Denkens），这是‘系统化提炼的温床’”[84]。然而，布氏研究成果最后未被收入《哲学历史辞典》（卷一出版于1971年）。里特尔对《哲学历史辞典》主编组放弃把隐喻系统和隐喻词组收录该著条目做了原则性解释：“就研究现状而言，该辞典收录隐喻会是一种奢望；较好的办法是，舍弃人们无法胜任的一个部类，而不是满足于不尽人意的即兴考察。”[85]里特尔对于舍弃隐喻的解释，似乎不是出于理论思考，而是缘于实用原因。

概念史与隐喻学的关系，本身就是一段隐含深意的往事：《哲学历史辞典》第二任主编格林德尔（Karlfried Gründer）开始强调隐喻学对于概念史的“中心意义”；[86]第三任主编加布里尔（Gottfried Gabriel）在《哲学历史辞典》竣工之后，又一次踅回概念史与隐喻学的老话题，且提出两个值得重视的观点：一方面，“概念与隐喻之间并不存在显明界线；”[87]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哲学历史辞典》“从第一卷到最后一卷都能见出[……]布卢门贝格的隐喻学课题”[88]。概念史的任务是，在“确认和辨析概念的历史”之时，为系统的话语“提供足够而可靠的阐释依据”。此时，隐喻主要是在“概念生成过程”中发挥作用，并且只见之于其发现或“解释性语言”之中。加布里尔因而界定“隐喻学的天然角色只是概念史之有用的丫鬟”。[89]这一说法显然源于布卢门贝格本人曾经说过的“隐喻学与概念史的关系[……]是服务关系”[90]。无论如何，贡布莱希特认为《哲学历史辞典》主编组的决定造成了不可预见的哲学损失，这一说法是不准确的。他在说这番话、亦即《精神金字塔》一文发表之时，《哲学历史辞典》的《索引》卷尚未出版。根据嗣后发表的《索引》仔细查阅《哲学历史辞典》各卷内容，便能发现不同篇什对60多个隐喻和隐喻词组的历史描述。[91]

贡布莱希特的终极预测是：倘若概念史还想拥有未来（贡氏显然不想把这排除在外），那只有重视以布氏研究为基础的隐喻史才行；并且，他与伽达默尔背道而驰，以另外一种存在为依据：“这种存在不会完全转化为语言，因为它始终无法被完全理解。隐喻学属于当今重又闪耀的分析这一存在之维的哲学可能性。在这个思想潜能中，概念史运动的传统可以同时存在，但却走到头了。”[92]此言之后出版的《哲学隐喻辞典》，可以让人检视这类期待。科内斯曼（Ralph Konersmann）在《哲学隐喻辞典》“前言”中明确指出，该辞典不是旨在用隐喻对付概念。[93]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辞典成功地解决了以往那些看上去不可调和、多少有些教条的争辩，真正让概念史知识增添了隐喻学维度：“一句话，隐喻是知识的形象，”[94]换言之：隐喻是形象的知识（figuratives Wissen）。或如阿多诺评说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单行道》时所说的“用隐喻方式絮叨出无以言说之物”[95]，即无法被概念捕捉的东西。

在布卢门贝格的隐喻研究中，概念史与隐喻学是紧密相关的，那是一种效应史知识考古。他阐释了传流的、未定型的概念以及隐喻如何演变为有条理的语言形式。这一发展所遵循的是效应史的内在“承先逻辑”（Logik der Folgen）[96]，新的形式是对旧形式的应答式承接和改造，一切历史言说都是对传承的语言形式的接续，并且不是有意识地领会先前语言所引发的意义生成。依他之见，概念史、隐喻性和“非概念性”（Unbegrifflichkeit），三者无法割裂开来进行考察：布氏早期研究把隐喻看做概念及其历史的“准备阶段”（Vorfeld），或曰“基础”（Untergrund）。晚期的非概念性模式，则考析隐喻本身的构成条件。[97]早期阶段的第一篇论文《光是真理的隐喻》（1957）和第二篇发表于《概念史文库》的《论隐喻学的几个范式》（1960），探索的正是切合概念史的命题：[98]在第一篇论文中，他考察隐喻作为“非理解和前理解的表述手段”以及“概念准备阶段”的前术语问题；[99]在第二篇著述中，他依托该文的中心概念“绝对隐喻”（absolute Metapher），进一步发展了既是前术语、也是元术语的语言形式：绝对隐喻不只是“准备阶段”，而且几乎是所有概念的坚实“基础”或宽广的“视域”。[100]

布卢门贝格在《论隐喻学的几个范式》中启用的“绝对隐喻”概念，是他参与《哲学历史辞典》概念史工程时所发展的一个概念，表示隐喻的一种特殊形态。所谓“绝对”，即指隐喻本身具有拒绝概念化的能量，却是概念生成的基础，不会被概念消解。[101]“绝对隐喻”是修辞学中作为修辞格之隐喻的对立模式，后者只把隐喻看做修饰话语的手段。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它是词的转化形式，是对字面意义的“偏离”；好的隐喻意味着看到相似性。布卢门贝格则认为，将隐喻视为通过一种语言形式去理解另一种语言形式、或曰某种认知的转换形式是值得怀疑的；绝对隐喻就是认知本身，理所当然地说明所要描述的事物，有些“整体视域”（Totalhorizont）唯有隐喻才能表达。[102]可见，他所说之隐喻，不再是亚里士多德以降的传统形式，绝对隐喻是一种后亚里士多德的隐喻概念。

绝对隐喻见之于概念无法把握、只有隐喻才能体现的“事物”；尤其对科学和抽象事物来说，隐喻的解释性陈述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隐喻“多于陈述功能”，而这“确实是隐喻的固有特性”。特定隐喻亦即绝对隐喻是“哲学语言的基本成分”[103]。例如，布卢门贝格意欲以“光”之隐喻来说明一般隐喻与绝对隐喻的区别。自古以来，欧洲的“光”之隐喻对于诸多“真理”思考具有典型意义：既在朴素的、形而上的存在（光）与不存在（无光）之对立中，又在隐喻层面上探索真理的条件和可能性时，西方“光”的隐喻总能见出抽象概念与可见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绝对隐喻”主要藏身于那些不是直接可见的、感官不能体验的概念之语义场，诸如“真理”、“自由”、“国家”、“历史”等。承接康德的观点，布氏称这些概念为思想。他是在说“整体视域”，指称历史、生活、人、存在、自由、上帝、（作为整体的）世界等“现象”。[104]这些需要绝对隐喻来发现的“现象”，多半为西方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关键命题。布卢门贝格的出发点是，关于世界关系和自我关系的一切理论或实际问题，都需要整体视域认识，而这种认识唯有藉助绝对隐喻才能达到：“它的内涵给人的行为提供方向，赋予某种世界以结构，展示现实之始终无法得知、无法洞悉的整体。”[105]

为了阐释概念与隐喻的区别，布卢门贝格在《论隐喻学的几个范式》的“导论”中，首先援引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不同学说，前者主张纯粹的概念性，后者主张拯救隐喻。依照笛卡尔之见，我们的所有世界知识都应是“清晰明了”的，也就是可用概念描述的。维柯则认为，单凭纯粹逻辑无法解读世界，尤其是历史世界；因而需要加上“想象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卢门贝格有条件地把维柯看做隐喻学鼻祖，但是批评他只把想象逻辑视为历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从而又陷入笛卡尔主义。维柯认为隐喻是早期语言发展的重要辅助工具，成熟的人类不再需要隐喻。在此，布卢门贝格超越了维柯。换言之：笛卡尔否认隐喻的认知性，维柯看到了隐喻的余味，布卢门贝格则强调绝对隐喻的存在，并提出“重新思索想象与逻各斯的关系”[106]。此时，他推出了第三个哲人：康德。布氏明确地将康德观点视为其隐喻学的出发点，他说康德的“象征”（Symbol）之说（《判断力批判》第59节），“相当贴切地”与自己的“隐喻”用法相吻合。[107]如此看来，绝对隐喻或象征是“形象却非写照”，或曰图像而非映象。它们指的不是单个事物，因而无法模写。亦可反过来说，最典型的绝对隐喻当为事物的鲜明写照，而这一事物却不具备鲜明形象。早在康德那里，一切概念都需要特定形象：经验概念问题不大，它可凭借具体事例来描述；可是非经验的理性概念或抽象概念，则需要象征来刻画。对于康德来说，一个典型例子是“上帝”：抽象地界定“上帝”，比如视其为万能的神明，自然不能令人满意；而形象地将其人格化，又是不合适的。

绝对隐喻实际上是一种悖论形式和矛盾体，即描述不可描述之物。它与“可能的经验整体”有关，正因为此而不单指特定“经验之事”。[108]说到底，绝对隐喻乃艰涩或无法解答的哲学命题，其特征在于它对我们的实际功用，“不是自在而是为我们而在”，也就是古希腊思想中的απορητικ？：对于无法解答或不可解答之难题的思索。[109]比如“世界”、“生活”、“真理”、“自我”等，这些总是无法仅仅通过概念来感受的东西，却一再促使人们谈论和思考它们。

绝对隐喻被用来表达人的行为中关于世界、自我、上帝等基本视角，只是表达而不是叙写，因为我们没法经验绝对隐喻的表达之物。因此，绝对隐喻不可能完全归化为概念，然而是对非概念性的补偿，常会超出比喻对象而对被描写之物的整个理论之形成产生影响。在布氏眼里，隐喻不是凭借概念获得的认识，而是一种认识过程和形态。他将西方本体论与概念史考古结合起来：见之于绝对隐喻的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学中的非物体性，被视为概念形式和概念话语的考古深层结构。[110]概念落脚于绝对隐喻设定的认识视域。

贡布莱希特当然明白，布卢门贝格《论隐喻学的几个范式》是专门作为概念史的辅助考察而撰写的；并且，他后来又转向“非概念性”研究，隐喻在这一研究中只是很狭窄的特例。对贡布莱希特来说，这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因此，他援恃文学理论家、概念史的批判者哈韦尔坎普（Anselm Haverkamp）的极端观点，哈氏极力倡导布卢门贝格隐喻理论，对隐喻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概念史在总体上只是“一个颇受局限的史学折中模式”。隐喻学这一“布卢门贝格工程”，不是“推翻”了概念史巨著《哲学历史辞典》，而是“毁灭”了它。[111]哈韦尔坎普强调布氏绝对隐喻，或曰隐喻的绝对性亦即绝对运用。显然，这里的关注点不再是隐喻在获取知识时的启发作用，或者它在传播知识时的价值；假如只看到隐喻的这个功能，那它要么在找到正确概念之后便成了多余的东西，要么只有工具价值。重要的是隐喻在概念性认识中不可摒除的构造作用，尤其是晚年布卢门贝格将隐喻学发展为一种“非概念性”理论。

贡布莱希特的“前言”是否真的击中了问题的要害？这位后现代造势理论家显然很有嗅觉，而其方法极为“时兴”，即已经见之于早期现代和现代盛期的那种“时兴—过时”之二元模式。无论如何，他的“金字塔”是一个挑战。除了后现代话语之外，贡布莱希特还“发现”了概念史的一些特殊之处，它们与概念史的几个“隐藏的维度”或曰“若明若暗的维度”、“难以捉摸的维度”、“看不见的维度”有关，[112]并且很可能是概念史很长时期之非凡能量的根源。在他看来，概念史说到底只有一种补偿功能，这是他的论述基调。他说，那些隐藏的“特殊维度”[113]是自己回顾和总结之时才看到的：首先，理论的不明晰曾是概念史很长时期取得成就的前提；而未能明确厘定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缘于不够坚定的意愿。他诘难说，科塞雷克式概念史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语言的世界所指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114]。其次，同样不够坚定的是对语言与事物的关系亦即概念史的认识论追求。概念史着力借助概念看到语义之外的现实，而这一希望早已落空。它把唤醒流传之事看做人文科学研究之不可避免的前提；可是，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不会被人重新拾起。最后，概念史依托伽达默尔“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之信条，倚重可用语言表述的东西，从而屏蔽了那些不可言传的存在。[115]

对贡布莱希特“前言”的反响情形各异，真正的论战并未发生。人们自然弄不明白，既然概念史早就被“推翻”甚而“毁灭”，贡氏有何必要再版自己早就发表于重要参考文献、轻易可得的旧作呢？例如他的名文《现代的，现代性，现代》刊载于《历史基本概念》，与赖夏特合著的名文《哲学》，刊载于《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其实，他退避三舍的做法，本身未必与概念史方法、概念词语或概念场域有关。如前所述，“绝对隐喻”是布卢门贝格参与《哲学历史辞典》工程时所发展的一个概念，而哈韦尔坎普和贡布莱希特多年以后对概念史的诘难，亦同《哲学历史辞典》没有收入布氏研究成果这一“故事”有关。因此，他们的论辩主要涉及哲学概念史。

哲学概念史从未否认概念无法表达不能完全斥诸语言的存在。可是，存在之抽象思维也需要语言才能完成，这一认识是概念史和隐喻学共有的。隐喻和概念各自能做什么、做不到什么，正可以通过考察它们丰富的“互动”显现出来。隐喻研究不是人文科学中的新范式，如果它观照、开拓和发展概念史，当然也能取得可喜成果。贡氏自然有理由像布卢门贝格那样揭示“前概念”现象，挖掘不见于文本或词义的东西，也就是阐释学解释不了的东西。虽然，他迟早也要与自己曾经深有研究的概念史这一阐释学课题碰撞。依托概念的理解和交流，不会在概念之外进行，而在概念交往之中。人们或许应当看到，正因为隐喻是概念的基础，或曰概念由隐喻发展而来，所以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形式的隐喻。当然，绝对隐喻、隐喻和概念之间存在差别。语言运用的形式（隐喻或概念）各有其不同的功能。至于当从隐喻出发思考概念，或从概念出发思考隐喻，这取决于不同的具体情况。

哈韦尔坎普认为，概念史与隐喻学不是互补的，而是完全对立的。这样，他连同贡布莱希特便落后于隐喻学的权威人物布卢门贝格，后者认为理想的隐喻学方法总是与其他方法形成互补，它“必须达到一种思想或一个时代的概念与隐喻、界定与情景相结合的整体表达之境界”，从而不再是单纯的隐喻学。[116]显然，概念的深层结构以及前概念或非概念，未必能够使概念史遭遇如哈韦尔坎普所说的灭顶之灾。

 

七．概念史的新近发展与国际影响

 

人们不应只停留于环视“金字塔”，还必须打开其入口，端详其内部构造，穿行于复杂的通道，旨在断定各种功能或没有的功能，以及还可能有的功能，或者需要扬弃的东西。尽管德国概念史研究还存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但它依然具有典范意义。可惜的只是迄今还未出现真正的全面总结。

毋庸置疑，被誉为德国人文科学范式之一的概念史研究，并没有真正死去，没有真正消失。恰当的说法应当是，科塞雷克及其同仁的早期研究计划及其发展，在《历史基本概念》等概念史研究竣工之时已经实现，而科塞雷克本人或许是最后承认这一点的人。如前文所述，辞典工程越是漫长，他越对自己的理论设想的实施感到不满。他完全明白辞书表现形式的固有缺陷，可是早先的理论设定因为该著的连贯性而必须遵守，他只能顺从“理论上的束缚”，而他自己的理论却没有停止脚步。对他来说，《历史基本概念》只是他走向也顾及语言实用维度之历史语义学的第一步。诚然，该著主要依托辞书类文献、政治理论文本以及其他一些参考资料，将重点集中于词语之历时语义变迁中的联接点，而缺乏对交往状况和行为过程的观照。尽管如此，这种模式依然有其借鉴价值，它的方法能够让人相当快地看到有凭有据的结果。[117]

概念史研究确实已经过时？它确实在1990年代“突然退潮”？贡布莱希特无条件地沉湎于自己的想法、经验和兴趣（或者无兴趣），清理着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沉淀”[118]。他的《精神金字塔》所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他没有真正看清自己所说的话语环境或曰“认识论环境”。他没有发现1990年代之后概念史领域的一个变化：大部分从事概念史重大研究课题的学者，其学术成长环境早就离开了贡布莱希特所说的受到里特尔、伽达默尔或布卢门贝格影响的理路，隐喻学学者也多半如此。他们的思路受到卢曼（Niklas Luhmann）的影响，或者信奉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分析理论。而就科塞雷克式的概念史而言，贡布莱希特的看法还停留于1990年代的认识。

在德语区，概念史还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关注经典概念史未曾开发的历史时期，借鉴新的研究方法。例如，新近备受历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宗教概念史研究，考索欧洲早期近代以降宗教团体化的语言表达形式。[119]考察范围从宗教概念史本身到宗教群体之间的自我认同和他者形象，再到宗教机构和运作的称谓等。在宗教冲突不断增长的今天，该研究课题也在逐渐显示出其政治上的启蒙维度。另一个概念史研究重点，见之于跨学科知识及科学史考察，偏重知识体系的话语分析研究，其中包括自然科学的概念史研究。

分析自然科学之范畴和概念的文化特色、政治语境及其相关知识的语义，亦有助于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历史评价。里特尔的老师卡西尔（Ernst Cassirer）曾设想过周全的历史语义学方法，如今向文化研究开放的概念史一再援引卡西尔《人论》（An Essay on Man）中的说法：“不是自然法则而是语义学准则，给历史思维提供普遍原则。”[120]然而，正是这一说法中的二分法，可能遮蔽一个事实，即自然法则同样有其历史语义，如同诸多文化话语时常借用自然科学的语义一样。诚然，自然科学依然需要明确的术语，但是无视事实与阐释的区分，或多或少忽略了一个现象，即事实之描述需要在话语场中进行。[121]

经典概念史研究专注于“鞍型期”这一现代之形成期，对于现代盛期以及整个20世纪的考证极为薄弱。19世纪的许多经验材料，已经不在《历史基本概念》的考察范围之内，20世纪更不是其探究对象，即便一些科学假设与20世纪有着诸多关联并能促进相关问题的“续写”。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提出继承《历史基本概念》的研究模式，考察“20世纪基本概念的历史”，围绕大的时代命题对相关概念做系统的历史勾稽和考析，也就是以那些作为时代历史的组成部分、具有构建意义的中心概念为依托，推究20世纪的社会和政治语言运用以及经验阐释。戈伊伦把20世纪看做另一个“过渡期”[122]，从新的社会经验和期待以及语义结构变化出发，效仿科塞雷克而提出新的、具有支配性特征的语义“四化”：“科学化”（Verwissenschaftlichung），即许多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基本概念在很大程度上的科学化，其中包括科学的普及以及科学本身的社会化；“大众化”（Popularisierung），即新的传媒和信息技术使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和广泛传播（与科氏“民主化”相对应），从而导致概念之社会功能的巨大变化；“地域化”（Verräumlichung），即许多概念的极为明显的地域化倾向（不排除科氏“时代化”依然有效），这不仅包括国际贸易中的市场分布，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版块划分，例如“欧洲化”、“美国化”、“苏联化”等，亦包括“先进”、“落后”或贫富差别的地域区分以及大规模迁徙；最后是“流动化”（Verflüssigung），即政治和社会概念的多义性和开放性及其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和融合。[123]以上是对德国概念史新近发展的简要论述。

贡布莱希特所说的“精神金字塔”，虽然展示出一座宏伟建筑，却是一个墓地而已。这当然遭到许多学者的反驳。施泰因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便倡导继承概念史传统，同时赋予其新的方向。他竭力证明概念史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用世界范围之丰富多彩的概念史研究事例来驳斥贡氏的“安息吧”悼词。[124]或许是德国著名的概念史巨著遮住了贡氏视线，使他没有看到其视野之外的发展。这个诊断者之竭力退避的目光，未能看到或提及概念史正是在进入1990年代之后开始走向世界，并产生很大反响。他的评估完全与活跃的“概念史运动”之实际状况相左。

概念史研究正在强劲发展着，尤其在德国之外。正是20世纪末以来，概念史不再是一个“德国特有的追求和研究纲领”[125]。其实，贡布莱希特专注和援引的，只是概念史的早先设想。概念史“运动”并没被束缚，新思维正在不断渗入这一研究方法，概念史依然在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注重实证的概念史范式，并不需要激情洋溢的纲领，而是扎实的考证。它至少不必把自己打扮成历史隐喻研究的对立模式。相反，对于隐喻的乐趣也在概念史研究中呈现出勃然生机。

里希特（Melvin Richter）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在英美发表文章介绍德国概念史，[126]并于1995年发表评述专著《政治概念和社会概念的历史——综合述评》，引起科塞雷克的概念史模式在英美的讨论。作者不但讨论了《历史基本概念》，还介绍了赖夏特等人主编的《法国政治和社会基本概念工具书，1680－1820》。他也是最早探讨两部概念史辞书与剑桥学派普考克和斯金纳的著述和思考之理论关系的英美学者之一。[127]

汉尼嫩（Sakari Ha？nninen）和帕洛嫩（Kari Palonen）主编的《文本，语境，概念：语言中的政治和权力研究》（1990），主要收录了芬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著述，主题为“语言论转向”对不同学科所产生的影响。各篇论文主要依托的方法论如编者“导言”所述，赞同科塞雷克起始于他的成名作、博士论文《批评与危机》（1954）[128]，尤其是其论文《非对称的对立概念的历史政治语义》（1975）[129]之研究方法和特色：概念史所查考的概念语义，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传流下来的，它们在政治上始终充满争议；并且，它们正是在语义争辩和冲突中塑形的：“概念不是在讲政治[……]而始终是政治的对象。”[130]

汉普歇尔－蒙克（Iain Hampsher-Monk）等人主编的《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1998）[131]，编辑和出版主要由荷兰学者和机构担当。不同作者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德国概念史与剑桥学派思想史输入其他文化和语区的可能性，比如在荷兰的运用。因此，书中一再论及比较可能性亦即概念史的比较潜能。该著的突出之处是其艺术史研究及其对语言与艺术、概念与图像的观照所展示的跨学科方向。这一路径也让人想起概念史不可忽视的、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图像阐释学传统，以及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文化史的艺术史之维给荷兰留下的思想遗产。

经典概念史早已国际化，在芬兰、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均有出色的研究中心，主要依照科塞雷克设计、赖夏特等概念史专家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模式探讨问题。国际“政治与社会概念史学会”（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Group, HPSCG）1998年以来已经举办了十多次学术研讨会；“概念史与政治思想国际讲习班”（Concepta. International Research School in Conceptual History and Political Thought）于2006年创建。[132]（这也是《精神金字塔》发表之年。）很有特色的“伊比利亚概念史网络”（Iberconceptos. Proyecto y Red de Investigación en Historia Conceptual Comparada del Mundo Iberoamericano），[133]主要从事大西洋两岸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语区的概念史研究：以西班牙19、20世纪社会与政治辞典（二卷本）为依托，[134]12个国家的100多位研究人员参与该网络项目，从不同区域、国家和国际视角出发，共同探讨跨大西洋文化之概念史关键时期（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与科氏“鞍型期”年代相仿）的相关问题。

老牌概念史年刊《概念史文库》（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1955-）和注重词汇史研究的《词汇学通讯》（Cahiers de lexicologie）（1959-）而外，另有一些新的国际学术刊物问世，比如在芬兰出版的英语杂志《重写——政治思想与概念史年刊》（Redescriptions.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Conceptual History）（1997-）[135]，由巴西协调的英语杂志《概念史文稿》（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2005-）。这些刊物都很明确地研究概念史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实践。另外，概念史在世界范围的影响，亦体现于各种概念史课题、专著、论文不断刊行。

中国的历史语义学或概念史研究，主要起始于译介西方尤其是德国的概念史方法；方维规的论文《论近现代中国“文明”、“文化”观的嬗变》（1999）[136]，是借鉴德国概念史进行实证研究的较早尝试。近年来，概念史研究在东亚给人“异军突起”之感。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方法探讨和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逐渐形成了东亚近代知识考古、数据库研究方法、历史文化研究方法、近代新名词研究、近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等不同研究路径。[137]金观涛、刘青峰、冯天瑜、黄兴涛、孙江、章清、方维规等学者，[138]对不少概念和术语在中西日文化互动中的生成和发展做了深入探讨。方兴未艾的“近现代西学东渐之汉语历史语义学”[139]，已显示出强劲的学术潜力和独特魅力。例如，金观涛、刘青峰从1997年开始着手创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所收资料涵括清末民初近代期刊、晚清档案数据、清季经世文编、清末民初士大夫著述、晚清来华外人中文著译、西学教科书等六大类文献。二者依托“数据库”写成专著《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140]，将自己的考析方法概括为“以关键词例句为中心的数据库方法”。近年来，他们继续在“数据库”（台湾政治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1830-1930”）的基础上，持续开展数字人文学探索，即追求人文研究与数字方法（词汇检索和分布统计）的结合。冯天瑜主持、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平台的“近代汉字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日文化互动研究”，一方面就近代汉字术语生成载体中的术语情况做系统考索，主要分早期汉文西书、晚期汉文西书、期刊、教科书、辞书等载体类型；另一方面围绕各学科门类的术语群做历时性考析，探究其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情形。

引人瞩目的《新史学》同仁，亦对概念史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孙江主编的《新史学》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2008），收录多篇探讨近代概念问题的论文；黄兴涛主编的《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2009），亦与概念史密切相关。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由台湾政治大学、韩国翰林大学和日本关西大学合作出版的《东亚观念史集刊》于2011年创刊。这一国际刊物的宗旨是“展现新兴研究课题与重要学术成果”，通过“跨语言、跨文化、跨地域、跨领域的研究合作与资源整合”，推动不同学术社群的学术对话，“交流风气”[141]。该刊虽以“观念史”名之，但其中的大部分论文实为概念史研究。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资助的《亚洲概念史研究》丛刊也于2013年问世。这一国际丛刊所要达到的目标是：“首先梳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生成与流变，继而在东亚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最后在全球史视野下，从中国和东亚的视角与欧美学界进行理论对话。”[142]纵观东亚的汉语历史语义学发展现状，各种学术会议、论著、刊物风格各异、各具风采，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考析西方概念如何在近代东亚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及其古今演变、中外涵化的语用实践，以及汉字文化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概念互动，由此揭示东亚现代性的异同。

从概念史研究的国际发展状况来看，不多的一些说明和拣选的事例，当能反驳贡布莱希特关于概念史已经死去的说法。值得做的事情，或许不是诊断或预见概念史的终结，而是寻找概念史为何依然如此顽强的原因；它虽然理论不够明晰，却依然如此多产并富有魅力。不只仅此而已，概念史基础理论没能解决的有些问题，可在具体研究中继续探索。换言之：每个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材料，尽量贴切地阐释具体语境中的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也涉及贡布莱希特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历史的认识价值问题。[143]在他看来，尽管概念史竭力追求历史认识，但它从未明确说明往事究竟有何认识价值。[144]他没能看到的是，确认历史的认识价值，当然也可以成为具体研究所要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从事相关研究的重要动机。或许正是放弃寻找通用的理论，放弃具体研究的概念史理论依据，才使研究显示出生机。人们得以悉心辨析材料、推究事源，各自发现和解决问题。谁也不用偏要将具体研究与哪个宏伟理论结合起来，更没有必要服从后现代理论。何况，不用等多久，后现代便是昨日黄花。

 

八．问题与展望

 

世界上各种新的研究，不只满足于将德国的概念史范式移植到其他国家和语言，而是带着审视的目光借鉴德国方法，并根据不同考察视角提出新的问题。正是贡布莱希特注意到的有些概念史问题或局限，随着概念史的逐渐国际化而越来越显示出其迫切性。比如，概念史的一些关键要素始终没有得到明晰而充分的阐释：究竟何为词语与概念的关系？（这个问题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为了确立某些概念、对立概念、相近概念、平行概念等，只要抓住主要词语就已足够？[145]究竟何为“概念”或“基本概念”（仿佛不是问题的问题）？如何确认这些概念？[146]至关紧要的还有：在这些问题域中，何为建立语言与事物之关系的前提条件？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事物的塑形？面对所有这些问题，有一点似乎毫无疑问，即德国特色的概念史摆脱了思想史的传统：人们以结构史为基础，根究具体历史和社会语境中的语言运用，研究对象不只局限于世界史中“伟大思想家”的观念之变化和命运。

16世纪以降，欧洲殖民者的语言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如印度、中国、日本）对当地语言形成了巨大的改变压力，随之出现了翻译西方语言概念或者本土概念的转义等现象。如阿萨德（Talal Asad）以阿拉伯语为例所说：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部分非欧洲语言都在翻译欧洲语言文本的过程中改变了模样，并向欧洲语言靠拢。[147]

随着概念史的国际化，亦即跨国或全球视野的增长，一种现象日显突出：在思想和概念的国际传输中，不少概念在被译入其他语言时，时常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词语；汉译西文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事例，即便新造词语也未必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避开中西截然不同的传统知识文化体系与相去甚远的语言结构之间的翻译问题，选择一个较易理解的事例，即发生在同一文化圈中的翻译问题：

直至进入19世纪，存在于欧洲不同疆域的多语种现象是很正常的。这就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即源于一种外语（如拉丁语、法语）的“外来词”，起初常以模糊的词义进入本土（口语和书面语）语言，近代早期的许多文献资料都能证明这一点。这种词汇进口和出口是通过什么传输渠道和媒介、由谁的努力才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语义学研究课题。诚然，除了个别历史翻译研究之外，这个方向的研究在历史语义学中还不多见。实际情况是，吸纳外来语词，很可能发生语义的偏移，或者一知半解的现象。外来词起初言之不详的含义，常会出现多种用法。比如一个外来词的特定贬义内涵，可能改变本土语言中某个相近词语的意思，从而引发原先没有的语义分辨。一个典型例子是德语中的法语词bourgeois（资产者，富有市侩）最晚在马克思使用之后的贬义内涵，使德语词Bürger（市民，公民，中产者）获得了不带主观或客观色彩的褒义蕴涵。另外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用德语词Bund（同盟）翻译《圣经·旧约》词语berith，使原先的世俗概念Bund获得了宗教色彩，这一隐含意义直至进入19世纪还相当明显。[148]

欧洲疆域的语言互译况且如此，[149]世界范围的翻译难度可想而知。全球视野的历史语义学是复杂的、跨地域的探索，要求优异的语言、文化和历史感受力及判别力。跨文化语义史的认识潜能，尤其见之于对欧洲（西方）与欧洲之外的思想概念之异同的明辨，这同时也是在叙写体现于文化层面的政治权力关系所发挥的作用。这样的考析将焦距对准交往过程、知识传输和翻译时，亦能关注和分析各种关系和交流中微妙的、不易发现的等级关系和先入之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贡布莱希特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寻找隐喻的、包括口语描述和视觉印象所表达的那些未被或不能用概念把握的世界认识？[150]同样，如果对不同的语言共同体进行比较，探讨它们之间的翻译过程，那么，语言运用、概念形成和所谓“事物史”之间的制约条件和关系就变得更为复杂了。此时，与其预设对应概念的相似性并对之进行比较，不如考察对应的历史经验以及不同语言是如何将这些经验转变为概念的。[151]而在概念史之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挑战，无疑是史学研究中最有意义的研究课题之一。联系东亚概念史研究，考索东亚范围的语义之“微观历史”和“宏观历史”，汉字文化圈的历史语义学大有前景：

 

它不仅关涉中、日、韩等国缘于各自历史条件、发展状况和转型形式等内部微观历史，亦与汉字文化圈跨国宏观历史文化相关。而就世界范围而言，汉字文化圈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微观历史”，因为近现代社会和观念转型期的汉语嬗变，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汉语历史语义学又是跨越东西半球和两大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这不仅使研究更加纷繁和复杂，也使它更为光彩夺目。[152]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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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 Discussions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 renowne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debates occasioned by it, and their impact

 

【Abstract】German history of concepts or “Begriffsgeschichte” constitutes one of the few contributions owed to Germa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the humanities (Geisteswissenschaften) that are highly regarded internationally at present by noteworthy scholars. In many respects it is considered an exemplary achievement. It is especially the approach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developed by Koselleck that has receiv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of experts around the globe. This model owes its relevance to its particular development, in the course of which it freed itself from an indebtedness to the major schools of thought and theories of the 20th century. It prefers instead to let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research material direct its concrete way of proceeding, and focuses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emantics of concepts that structure knowledge, but also on their specific migrations, that is to say, the transfer of concept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is well-known paradigm of historical semantics has not only revealed its remarkable attractiveness as a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but it is has also triggered a number of research projects dedicated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It has shown itself capable of permanent adaptation to different research orientations and their distinct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s. In order to at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tential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that characterize the method particular to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it is at any rate useful to present German history of concepts in the concrete contexts of its origin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and to outline its theoretical concepts and concrete practices fairly systematically, while exploring also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the changes it underwent as well as the debates that were triggered by them. By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history and history of concepts, the specificity of the latter approach can be recognized in the best way, whereas it is the history of its competition and controversy with discours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etaphors that allows us, on the one hand, to recognize the scientific aims of these different approaches and their advantag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tential knowledge and epistemological potential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is elucidated in this way only the better. It is in the wake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however, that all of the problems discussed in the methodology-centered debates have increasingly revealed their urgency.

 

【Keywords】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social history,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discourse history, history of concepts and history of metaphors, 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history of concep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