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中国精神世界和审美观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要义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页62-69。

摘 要：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葛禄博著《中国文学史》（1902），至今在中国学界鲜为人知。这部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概念深刻变化之时的德语著作，虽为西方读者而写，带着西方人的目光，但常能显现出中西比较的倾向，呈现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作者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评估，对中国诗歌之结构特征的分析，甚至从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变化推理其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以及在文学的历史沿革中见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变迁，常能别开生面，在很多方面迄今亦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精神生活；审美观

一、一部尚未开采的早期中国文学史书

在德国汉学发展史中，肖特（Wilhelm Schott, 1802-1889）发表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论纲》（1854）[1]近半个世纪之后，葛禄博（Wilhelm Grube，又名顾威廉等，1855-1908）著《中国文学史》（1902）[2]问世。人们一般把此前一年发表的《论北京民俗》[3]看做葛氏代表作，该作是作者1897至1898年秋冬之季在北京实地考察的成果，材料丰富翔实。然而，《中国文学史》是其最有影响的著作。

葛禄博无疑是德国的东亚研究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开创了柏林皇家民俗博物馆的东亚研究事业。葛氏《中国文学史》的杰出贡献，亦即它在科学史上的非凡之处，是其切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概念的深刻变化，在中国文学史纂中真正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何可思（Eduard Erkes，又名叶乃度，1891-1958）在其文学史专著《中国文学》（1922）的参考文献部分，简要评述了欧洲早期的中国文学史编纂状况：

在欧洲语言中，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寥寥无几。[……]其中首推肖特的《中国文学论纲》（柏林，1854）。书中某些内容自然早已过时，然而，该著在总体上尚未被超越。尤其是对文献材料的系统编排，以及人名和著作名称的对应汉字原文，都赋予这部著作以长久的价值。翟理斯的《中国文学史》（伦敦，1901年）以出色的作品翻译见长。可是，文中讹误颇多，不少说法缺乏根据；并且，整部论著就其架构而言，并非真正的文学史，而只是著名作家之罗列。这个领域最重要的专著，当为葛禄博的《中国文学史》（莱比锡，1902）。葛氏之作对中国文学主要时期的描述颇为详实，[……][4]

在中国学界，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1845-1935）著《中国文学史》[5]曾长期被误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或曰第一部以西方语言写成的中国文学史。[6]然而，何可思当初不把翟理斯之作看做“真正的文学史”；郑振铎更是绝对，断言“Giles此书实毫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7]。葛氏《中国文学史》几乎与翟氏著作同时写成，[8]魏汉茂（Hartmut Walravens）甚至认为，西方汉学界时至21世纪也没有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史论著能与葛著媲美。[9]此说虽有夸张之嫌，但也有其缘由，一个重要原因显然缘于葛著之极为丰富的材料。葛氏著作分析中国文学演变时的清晰脉络，尤其是其史论特色，是翟理斯之作无法相比的。可惜，郑振铎当时对葛氏《中国文学史》还一无所知，这从他评论翟氏文学史作的文章中可以见出。

翟理斯关注的是“广大读者的需求”[10]，以普及为指归。这也是葛禄博的追求：“通俗易懂地描述中国文学。”[11]但他的筹划似乎技高一筹，即在“浅薄的大众化与枯燥的学究气之间行驶我的小船”[12]。正因为此，它终究还是少不了一定程度的“学究气”，也就是不忘在文学史纂中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例如他对中国诗歌之结构特征的分析，或以具有代表性的剧本节译来阐释中国戏曲特征。“鉴于此，我不时毫不拘束地打断严格的时代顺序，以便更多地凸显枢机和特性：惟其如此，对文学的叙写才能同时呈现中国的精神生活史，并展示中国民族特性的形成。”[13]

或许是语种的缘故，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迄今在中国学界还是已被勘测、未被开采的“矿产”。换言之：在对海外汉学有了较为深入了解的今天，葛禄博依然只是同翟理斯“结伴而行”时才被人提起：在20世纪最初两年里，翟理斯和葛禄博先后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然而对后者的认识，仅是“点到为止”，迄今只是闻其名不见其文，当然也不知道该著具体内容。而在欧洲、尤其在德国，葛著即刻引起很大反响，1903年亦即该著发表一年内，即有书评10多篇发表在著名报刊、文学期刊或汉学专业杂志上，评论者包括著名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 1845-1927）、沙畹（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等学者。[14]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葛氏《中国文学史》一直被视为德国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文学史》中常见中西比较，以让西方读者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文学中的某些现象，以及作家或作品的特征及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卜松山（Karl-Heinz Pohl）认为葛氏论著迄今仍有不少参考价值，人们还可以不时查阅该书。[15]带着西方人的目光，但也不乏视野的融合，这就常会提出中国人不会问的问题。鉴于葛禄博论著之毋庸置疑的价值，本文重点解析葛著中的一些独特视角、分析乃至创见。

二、从孔子编修经书到六朝“雕虫小技”

葛氏《中国文学史》凡467页，共分10章。作者以阐释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作为“导论”，而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叙写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早期西方中国文学史纂中的常见现象），并以详尽的“孔子论”开场，逐一铺陈中国古典文学的各个篇章。[16]作者指出，孔子之后，人们称之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籍，犹如整个民族的守护神，赢得人们宗教般的虔诚，成为全民知识和伦理教育的基础，也就是一切知识的总和、待人接物的准则。对古典文本的膜拜，与孔子偶像形影相随。换言之：连接古代经典的唯一纽带，是其各自与孔子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他是聚集经典的中心。[17]

同翟理斯《中国文学史》相仿，葛氏著作中亦有大量作品翻译，但解析远远超过前者。流畅的译文始终作为论证材料编排在相关阐释之中，从而成为整个论述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让读者对中国文学获得较为直观的认识。作者也在多处说明，他的有些译文几乎为“直译”，旨在体现原文的风格。类似“范文选读”的援引文字，未必都具有代表性，但是很能见出该著论说的总体倾向，当然还有葛氏本人的趣味。葛氏认为，先秦文学寥寥可数，这首先与秦始皇焚书有关，或许也与孔子编修经书有关：它们名满天下，使其他书籍相形失色，其中一些便会逐渐被人遗忘，直至最终失传。[18]

作者还提及另一“客观”原因：“中国文学的那个最古老时代的作品，数量是很有限的。如果人们想到刀笔竹简的书写方法是多么吃力和费时，那么，这个乍一看令人吃惊的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显然，书写的繁琐程序，一定会制约文学生产。”[19]后来的蒙恬造笔和蔡伦造纸，书写材料从竹片到丝绸到纸张，灵巧的毛笔取代了刀笔，原先的块状字体逐渐获得娱目的曲折线条，文章的篇幅也随之有了可喜的长度，必然对文学样式和文风产生了深刻影响。之后，何可思和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都在各自的中国文学史专著中论及毛笔和造纸的发明对文学风格发展的意义。[20]

在葛氏著作中，屈原及楚辞似乎只是一个插曲，但却有着“诗艺复兴”的重要意义；篇幅虽然不大，却是整整一章。作者开篇便说，《诗经》中最晚的诗歌，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之后，刀光剑影败坏了诗兴，使中国诗歌沉默了400年之久，至少我们见不到那个时期的诗作。直到公元3世纪初，诗歌重又复活，这得归功于迄今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屈原，归功于他的《离骚》。“唐代伟大诗人而外，没有哪个中国诗人能像屈原那样老少皆知。他的《离骚》享誉两千年之久。”[21]在这个语境中，作者分析比较了中西不同的诗歌品味。他不否认《离骚》中的一些诗意也会在西方引起共鸣，深沉的道德性和飘逸的想象也很诱人。然而，屈原诗作的形式缺陷，对素材的生硬编排，表达中的做作，还有一些比喻，都会成为西人欣赏屈原诗作的干扰因素。葛氏在此对《离骚》的评价是否得当，尤其是他对屈赋（骚体）这一新诗体的了解程度，我们无需多加评说；重要的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西方读者的阅读经验，不管是文化因素还是艺术趣味使然。并且，作者对这一点的明确说明，多少可以让人看到其评价缘由。接着上述话题，他笔锋一转：

中国人的评判完全不同。气氛的自然表达和场景的直接呈现，很容易被他们看做平庸之笔。人被赐予语言，在于遮掩思想——这简直是中国人的审美要求。遮盖越是严实，暗示越是隐蔽，文学品尝者的艺术享受就越发美满。《离骚》充溢着历史隐喻、象征性比较以及生僻的表达和用词，淋漓尽致地展现出诗人的非凡艺术和博学。如果读者锐敏而博闻，并能解开文中之谜，享受自然更为精美。[22]

为证明其观点，葛禄博大段援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赞美文字，并简单介绍了“承袭屈赋”的宋玉、景差、贾谊、庄忌和淮南子的创作。

在论述汉代文学时，作者首先断定，汉代极力实行秦始皇的大一统思想，却有着始皇所不具备的历史意识，这就保证了汉代成就的持久性。孔子把回归上古看做救世之道，并为此编修古代经典，这一理念又在汉代复活。葛氏认为，一个不幸变化也发生在汉代，即中国性开始与儒学融合为同一概念，四书五经成为民族信条，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因此而出现一个“死穴”：显而易见，汉代的思想兴趣几乎只倾注于收集、编纂和评点之事，这对创造性精神生活是很不利的。不足为奇，汉代文学只在史纂领域取得了确实了不起的成就；其本质是面向过去，这与时代潮流完全吻合。一个司马迁便足以确保那个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持久声誉。在作者看来，《史记》不仅因其珍贵史料而具有文学史意义，还因其开创性和启示性而成为后来所有中国官修史书的典范，司马迁因而成为中国史纂的奠基者。正是皇皇二十四史，得以使中国人理直气壮地炫耀自己为世界上唯一能够追溯3000年不间断之历史传承的文化民族。[23]

汉代文学述评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全文翻译了李陵的《答苏武书》，文字长达6页。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学中的许多文选类书籍，很能让人看到文学上的妙然真趣，而书信体文学在文选中有着显著地位：

正是这一文学种类，本不为公众所写，因此有可能摆脱拘谨，从而也比任何其他文学种类更多亲切之情。除了后来才在中国出现的小说之外，没有一种文字形式能像书信文学一样，栩栩如生地展现一个时代的内在和外部生活。有些书信充溢着精深而细腻的诗意感受，正如《答苏武书》所示。这是那些囿于格律的、拘泥的艺术诗无法比拟的，汉代状况尤其如此。[24]

在叙写魏晋南北朝文学、阐释汉唐之间中国诗歌和散文时，葛氏认为，六朝的动荡不安和朝代的频仍更迭，不利于精神活动之不受干扰的长久发展，文学在这400年中亦无卓绝成就，一切都处在过渡、萌生和未完之中。这更能让人理解，兵连祸结、时乖运蹇，至多只为短暂感怀和即兴诗作留下些许空间，所以诗歌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尤为繁盛。[25]作为范文，葛禄博翻译了一些诗作，旨在显示其典型意义：一方面是中国诗歌中的生活乐趣、伤感哀愁、离情别绪、相思而怨、人生短暂、世事无常等常见题材；另一方面是中国诗歌从来不把形式放在次要位置。此外，对大自然的热爱及感受，赋予其一种健康的理性，而非情感横流。[26]

葛禄博之所以认为六朝文学没有重大建树，很可能缘于彼时欧洲对这个时期的文学认识不足，前人论述不多。因此，《中国文学史》中不见三曹父子、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亦未论及《昭明文选》、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以及谢灵运和谢朓等大家，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该章论述“叙事文学”的开头一段文字，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从另一侧面理解这一状况，也就是文学趣味如何决定价值判断。作者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时人无暇创造伟大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短小篇什，多半为散文作品，论题各式各样。这一门类从此颇受青睐，视之为散文诗也许较为确切。这些雕虫小技在文学中的地位，就像中国工艺鼎盛时期的精美牙雕一样，其价值不在于实用性，而是其工艺之精湛。作家的孜孜追求，是通过引经据典和隐约的暗示来炫耀其博学；对之啧啧称羡者，自然也是博学之士。而对于欧洲品味来说，阅读这类作品，确实味如嚼蜡。论述至此，葛氏对中国散文艺术的反感似乎尽显无遗，其实不然。他的另一个结论，冲淡了前文的诟病：中国人的判断自然同我们的判断大相异趣，他们会像美食家那样津津有味地咀嚼这些作品。其实，中国散文艺术中的不少精品，同样能够迎合欧洲口味，而品尝的前提是悟出中国人那陌生的观念世界。[27]为此，葛氏全文翻译了王羲之的《兰亭序》，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

三、唐诗技能与宋代思想

若将葛氏《中国文学史》10章内容加以比较，“唐代诗歌盛世”一章当属佳篇，论述深入而精到。作者首先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中国诗歌的结构特征，联系六朝诗歌传统来阐释唐诗特色及其在整个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不乏切中肯綮之处。他指出：

从根本上说，唐代诗歌并未出新，没有创造出前几百年未曾见过的东西，即便前人之作还不够完善。唐诗的特别之处和品质，显然不是素材之新颖（这几乎无从说起），而主要在于其对形式的高超把握。毫无疑问，唐代之前几百年的诗歌作品，已经明显讲究外在形式，不再像《诗经》中的古老诗歌那样以自然、本色的民歌格调为主。但人们完全可以说，原初民歌向艺术诗的发展和转化，直到唐代才卒底于成。诗艺术从此而恪遵无法回避的特定声律，从而成为技能意义上的艺术。[28]

葛氏对唐诗的音韵格律、律诗中的对仗、汉字与汉诗的关系等诗歌元素的分析，实为在行而精彩的中国诗论；而他对中国古典诗歌韵律与西方诗歌韵律的比较分析，不仅赋予其中国诗论以比较文学特色，亦具有深入浅出之功。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将汉诗与书法联系在一起，以此分析中国人的审美意识：书写在中国不是纯粹的表达思想的技艺，而是艺术，文化人都会追求一手好字。同样，汉字与中国人崇尚书法的关系，也能见出一种审美习惯。在他看来，欧洲人要想正确评价远离其艺术视野的中国艺术创造，就必须用中国人的眼光来观察，必须先领悟中国审美观。[29]

中国之诗歌文学，须用眼和耳来感受，二者缺一不可。这是评判汉诗的关键所在。惟有吟味原诗形态，方可得其妙丽。中国艺术诗之本质，深深地根植于其独特的语言文字，以致它不可能移植于他土而无损鲜花之芳香和色彩。这里所说之困难，任何翻译艺术都无法克服。[……]译诗或多或少都带着缺陷，套上陌生的翻译外衣，汉诗始终只能很有限地绽放其妩媚。[30]

作者着重介绍了李白、杜甫的生平和诗作。他指出：“唯愿当歌对酒时”乃李白诗歌之常见主题，而他“且乐生前一杯酒”，其实见之于许多中国诗人和思想家，而且不只在中国如此。说到底，这无非是悲观和断念的表现，因而寻求“但愿长醉不复醒”之境界。[31]与李白相比，杜甫更多忧时伤乱、感喟国难民苦。他也像李白那样悲叹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大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然而，李白能以“酒倾无限月”来忘记一切；杜甫面对世上疮痍，似乎彻底忘却了人生乐趣。这是二者巨大的性格差异。[32]

这同样体现于决定二者全部诗歌创作的趣味取向。李白全身心地投入他所获得的印象，并将直观感受转变为诗中意象；杜甫则多半借助历史经验来解释眼前印象，因此，鲜活的景象常在他笔下僵化为纯粹的象征或呆滞的比喻。即便是一首4行短诗，也常堆满历史和神话隐喻，只有大量注释才能让人得其要领。杜甫之作不是质朴的诗，而是学究诗。[33]

若说葛禄博的李杜比较，或曰对杜诗的评析，充分体现出作者对中国“诗圣”似懂非懂，不如说是不同的艺术趣味才导致如此隔膜。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已见于葛氏评说六朝文学时对用典和隐喻的排斥。尽管如此，作者对唐代这一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之全盛时期的总体判断，不乏耐人寻味之处。在他看来，中国诗歌在唐代兴盛空前，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其终结。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停止了诗歌创作，尤其在中国这个世上罕见的做诗成癖之国不会如此。然而唐迄于今，诗歌越来越成为往日辉煌，卓尔不群者难求。随着时间的推移，诗艺充其量为诗技，成为可学的、谁都能够把玩的技术。唐诗昌盛之后，做诗就像西方弹钢琴一样不足为奇。它在唐代占据着精神生活的中心，后来则是宋代哲学、元代戏曲以及明清的文献编修和小说创作。[34]不过，《中国文学史》发表后，葛氏还写过一篇论述“中国近代诗歌”的论文。[35]

若说唐代诗论充分体现出葛氏审美嗅觉，该书在论述宋代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时，则以中国思想史分析见长。作者首先指出，就文化史而言，中国的汉代和宋代，与欧洲的亚历山大和文艺复兴时期相仿，热衷于钩稽陈迹、咬文嚼字、编修史书，取法前人的明显特征是折中主义和停滞不前。汉代和宋代均为修史盛世，其相像之处甚至见之于时隔千年的两位治史大家之名：司马迁和司马光。[36]

葛氏将诠释和独立思考分开，显然有其不合理之处；然而，他对无出其右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精到论述，亦即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把握，在很多方面迄今亦有启示意义。他说：“人们可以不用担心夸张之嫌，将宋迄于今的中国精神生活之整个稳定发展时期视为朱熹时代，近代中国性完全受到朱熹思想的影响。”[37]

朱熹了不起的作为，确实也取得了名不虚传的成就。他的经典集注，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他所理解的儒家学说，从此成为国家认可的教义。如果能够以小比大的话（si parva licet componere magnis），朱熹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可同普鲁士国黑格尔的地位相比。可是，黑格尔学派的统治地位只是一段小插曲而已；而在700年后的今天，朱熹学说丝毫无损地绝对左右着中国人的思想。[……]

原先自成一体的经书，被整合为统一的整体；超凡入圣的孔子成了中心人物，朱熹将其智慧之眼所见到的孔子形象转达给民众。他并未以此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只是最终完成了一个延续千百年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转变过程。这一建筑由汉代学者奠基，历经不间断的建造，最后在朱熹那里完满竣工。[38]

四、“谁都有过这本书”：《金瓶梅》

全书10章的最后部分，叙写明清小说。在长篇小说部分，作者依次论及《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金瓶梅》《红楼梦》《封神演义》《西游记》《白蛇传》等作品，陈述和阐释繁简不一。关于世情小说，葛禄博首推《金瓶梅》和《红楼梦》。他对《红楼梦》的论述极为简约，只是指出这部精湛的作品“无疑属于中国小说文学中最高雅的创作”[39]。惟其鸿篇巨制，再简要的叙写也会破坏葛著框架，因而从略述之。而他对《金瓶梅》的点评，委实不乏精辟之语：

即便是我们现代自然主义方向之最极端的代表人物，面对《金瓶梅》用以描写道德沦丧、肮脏之极的社会的那种无情的、不知羞耻的现实主义，也几乎无法不因羞涩而感到脸红。其他地方在情欲上的道貌岸然并不亚于中国，但该书在中国因其极端的淫词秽语而被列为禁书。正因为此，谁都有过这本书。没人想占有它，但是人人都有；没人读过它，但谁都知道。很能说明这部小说广为流传的一个事实是，它甚至被译成满语，这一荣誉一般只有中国文学杰作才会有的；并且，译者不是平凡之辈，而是康熙帝的兄弟。人们当然必须承认，不仅是该书作者的观察和描写天赋，还有其高超的性格刻画，都是整个中国小说文学中不多见的。[……]无论如何，《金瓶梅》是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人不可忽略的民俗史文献。[40]

葛禄博认为神话传奇小说是中国小说文学中的一个独特门类，神仙鬼蜮主宰人的命运。中国作家的无穷幻想，可尽情驰骋于超自然境地和神魔仙界，绝大多数素材来自佛教或道教传说，或二教并行。无论故事多么神奇，总有其历史背景，这足以见出中国人之历史意识。[41]作者以《封神演义》和《西游记》为例，阐释他对中国神魔小说的认识。在论述长篇小说之后，作者评析了话本集《今古奇观》和蒲松龄《聊斋志异》，以此结束他的中国小说论。葛禄博赞赏两部作品的艺术成就，指出二者同为短篇小说集，一为白话，一为文言，均为脍炙人口的杰作，而《聊斋志异》无疑是中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42]

葛禄博在其《中国文学史》“前言”中指出，新近的政治发展使西方读者越来越关心中国和中国性，书市上与中国有关的书籍似乎已经太多了。而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恐怕还是最重要的因素——文学，几乎尚未受到关注。”[43]《中国文学史》刊行后不久，葛氏又发表两篇相关论文：《认识中国文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44]和《中国文学》[45]。无疑，一个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自然充满西方人的观点，甚至带着偏见。葛禄博对孔子的品藻，或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评判，我们可以视之为不足为凭的说教，甚或“口出狂言”，但是他的言论在彼时欧洲绝非一家之言。然而，本文开头援引的何可思之说，将葛氏论著誉为西方在这个领域时至1920年代“最重要的专著”，自有其道理。葛氏的很多观点，例如在文学史中见出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内涵，甚至依然有其启示意义。

[1] 参见方维规：《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蓝本”：两部中国书籍〈索引〉》，《世界汉学》第12卷（2013），第126—134页。

[2]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莱比锡：C. F. Amelangs，1902年（Wilhelm Grube,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 Leipzig: C. F. Amelangs, 1902）。

[3] Wilhelm Grube, Zur Pekinger Volkskunde, Berlin: W. Spemann, 1901.

[4] 何可思：《中国文学》，布雷斯劳：Ferdinand Hirt，1922年，第82页。（Eduard Erkes, Chinesische Literatur, Breslau: Ferdinand Hirt, 1922）——何可思的评判中不见王西里（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瓦西里耶夫，1818-1900）的《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здаваемой Ф. Коршем и К.Л.Пиккером. СПб. тип. М. М. Стасюлевича, 1880），很可能是语言的隔阂而对这部重要的俄语著作一无所知。

[5]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伦敦：William Heinemann、纽约：D. Appleton and Company，1901年（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901.）

[6] 中国学界另有一说，认为翟氏《中国文学史》（1901）早在1897年就已作为戈斯（Edmund W. Gosse）主编的《世界文学简史丛书》（Short Histories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orld）第10种发表。从该书初版时间和相关信息来看，此说来源可疑，无从查考，很可能是以讹传讹。

[7] 郑振铎：《评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34），《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8] 葛禄博在其《中国文学史》竣稿以后才看到翟理斯刚出版的同名著作。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序言》第2版，莱比锡：C. F. Amelangs，1909年，第VIII页。

[9] 参见魏汉茂、胡伊丽：《葛禄博（1855-1908）：一个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和汉学家的生平、著述和收藏》，威斯巴登：Harrassowitz，2007年，第21页。（Hartmut Walravens/Iris Hopf, Wilhelm Grube (1855-1908): Leben, Werk und Sammlungen des Sprachwissenschaftlers, Ethnologen und Sinolog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7）

[10] 翟理斯：《中国文学史·序言》，第v页。

[11]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序言》，第VII页。

[12]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序言》，第VIII、IX页。

[13]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序言》，第VIII页。

[14] 参见：DLZ 1903, 1159-1160 (F. Hirth)；Allg. Literaturblatt 1903, 273-274 (N. Post); OLZ 6.1903, 295-304 (v. Negelein); Ost-Asien 6.1903 160 (A. v. Siebold); Journal des savants 1903, 275-283 (E. Chavannes); Revue critique 1903, 301-303 (E. Chavannes); T’oung Pao II,4.1903 (H. Cordier); Deutsche Rundschau 115.1903, 155-156 (M. v. Brandt); Wissenschaftl. Beilage zur Leipziger Zeitung 1903, 560; Das litterarische Echo 5.1903, 1610 (O. Hauser); Litterarische Warte 1903, 59-60 (O. Hauser); Kölnische Zeitung 21.4.1903; National Zeitung 22.7.1903 (Zabel).

[15] 参见卜松山：《卫礼贤的〈中国文学史〉》，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14辑（2006），第275—276页。

[16] 该书中国文学古代部分的内容，是在葛氏论文《中国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Wilhelm Grube, “Die classische Literatur der Chinesen”, in: Deutsche Rundschau 106 (1901), 348-376）

[17]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1、33页。

[18]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17—118页。

[19]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17页。

[20] 参见何可思：《中国文学》，第39—40、50页；卫礼贤：《中国文学》第二版，第102、104页。（Richard Wilhelm, 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Wildpark-Potsdam: Akademi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Athenaion, ﹝1926﹞1930.）

[21]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81页。

[22]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81页。

[23]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184—187、206—207页。

[24]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19页。

[25]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45页。

[26]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51页。

[27]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51—252页。

[28]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62—263页。朱光潜亦说：“如果把六朝诗和唐诗摆在一条历史线上去纵看，唐人却是六朝人的继承者，六朝人创业，唐人只是守成。”（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上）：赋对于诗的影响》，《诗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29]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64—274页。

[30]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76—277页。

[31]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78页。

[32]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86—287页。

[33]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88页。

[34]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292—293页。

[35] Wilhelm Grube, “Moderne chinesische Lyrik”, in: Deutsche Revue, 31(1906) I, 100-106.

[36]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23页。

[37]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37页。

[38]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341—342页。

[39]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432页。

[40]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430—431页。《金瓶梅》满文译本出版于1708年。关于满文译者说法很多，认为和素、徐元梦的说法最为著名。和素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之后，康熙朝著名翻译家。1862至1869年，德国著名汉学家、精通满文的贾柏莲同他的儿子一起，根据1708年《金瓶梅》满文版，将全书译成德语，该译当为第一部《金瓶梅》西方语言译本。贾柏莲译本只出版过节译本，人们曾长期以为全译本早已流失，直至1998年在阿尔滕堡宫殿的图林根国家档案馆被重新发现。

[41] 参见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432页。

[42]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第459页。

[43] 葛禄博：《中国文学史·序言》，第VII页。

[44] Wilhelm Grube, “Die Kenntnis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in Hinblick auf ihre theoretische und praktische Bedeutung”, in: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enschaft, 18 (1903), 193-205.

[45] Wilhelm Grub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ie Kultur der Gegenwart, hrsg. von Paul Hinneberg, I,7: Die orientalischen Literaturen, Berlin/Leipzig: Teubner, 1906, 313-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