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用途与滥用*

载《文艺争鸣》2021年第6期，页135-137。

方维规

《文艺研究》挑选了我在该刊发表的三篇文章，结集编入即将问世的“小丛书”。两篇关于“世界文学”的文字的关联性不言而喻，另一篇对“跨文化”概念的考证，看似与前两篇论文有些脱节。不过，若就前者重点考察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而论，把“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跨国文化经验的形态，或曰一种现象、一种态度、一种行为，说的是文学的国际交流、相互接受和影响，[1]那么，跨国文学交流与跨文化现象的衔接也就不那么勉强了，这或许也是这本小册子编选者的考虑。恰巧，我刚写完的一篇论文也将二者连接在一起：《“新世界文学”与“跨文化”》。

知识考古是这三篇文章的共同之处，侧重于概念辨析。我曾在其他地方说过，概念史不仅追根寻源，正本清源也是其重要追求。当下中国学界有一股强劲的潮流，无论是做课题还是写论文，都在强调超越和创新，竭力拿出“中国版本”。这固然没错，而且精神可嘉。然而，超越和创新总得先把你要超越的东西弄清楚吧，这是最起码的前提，这个要求也不过分。厘清概念是必要的，就像我们在谈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时，自然先要弄明白歌德到底说过些什么，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图，还有其来龙去脉和语境。

这让我想起收入这本集子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的一个话题，即对《共产党宣言》（1848）中的“世界文学”之说的理解问题。我想乘此机会多说几句，审视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想当然”现象。我的观点是，所有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以为马克思、恩格斯曾倡导世界文学，证据是不充分的。披览如许相关著述，论说所谓马、恩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学思想或世界文学观，《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不刊之论必会登场，中文通用的权威译文如下：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Weltliteratur：世界文学]。[2]

此段文字的德语原文是：

[...] An die Stelle der alten lokalen und nationalen Selbstgenügsamkeit und Abgeschlossenheit tritt ein allseitiger Verkehr, eine allseitige Abhängigkeit der Nationen von einander. Und wie in der materiellen, so auch in der geistigen Produktion. Die geistigen Erzeugnisse der einzelnen Nationen werden Gemeingut. Die nationale Einseitigkeit und Beschränktheit wird mehr und mehr unmöglich, und aus den vielen nationalen und lokalen Literaturen bildet sich eine Weltliteratur.

将中德文本两相对照，可以发现中译本中存在明显的不准确之处，把“将来时”译成“完成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预见译成既成事实。因此，我想稍做改动，注重严复所言译事之“信”，斗胆试译如下：

[……]不再是过去那种地方、民族的安于现状和隔绝状态，而是各方面的交往、民族之间各方面的互相依赖。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公共财产。民族狭隘和拘囿会越来越难，许多民族的、地方的文学正在形成世界文学。

我的译文不可能十全十美，别人也能有其他译法和用词，但读者不难发现两种译文显示出的内容差别。时态在这里太重要了！它直接关乎杜尔克姆（Émile Durkheim）所说的“社会事实”（fait social），或者比较文学中常说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不同的译文，特别是意思相差的译文，直接影响文本解读和对问题的看法，引发不同的问题意识，令人产生不同的联想。搜索一下中国那么多相关论文，还可看到很多“遐想”，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最终期待的是[……]进入共产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3]。

其实，翻译并不是我本来要说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一件对我来说不可理喻的事情，一件一直让我纳闷的事情。我想谈学理。什么是这里的学理呢？既然你要论述马、恩的世界文学概念、世界文学思想或世界文学观，你总得告诉我们，马、恩对“世界文学”的看法，他们都说过些什么，而不能像有些中国学者那样，怪罪西方学者“较少涉及甚至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之于世界文学概念的阐述”。此说的根据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体系”极为重要，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文学’的阐述尤为值得关注”；并且，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世界文学思想的挖掘和细审”看作“我们在这一领域所有研究工作的起点”[4]。

实际状况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这一划时代的早期著作中说及世界文学，且只出现在一句句子中，以后的著述中再也不见“世界文学”字样。西方学者较少论及甚至忽略马、恩论世界文学概念，太合情合理了！否则会是无米之炊，或者捕风捉影。从上文援引的那段语录来看，马、恩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精神产品的流通及可能或必然后果，不多也不少。然而，就这么一句涉及“世界文学”的句子，给多少人提供了上纲上线的机会，而且没完没了。一句话催生出文章百篇，尤其在中国成了取之不竭的理论“金矿”！甚至还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我猜想，有些热衷于这个话题的人，或许有过一种想法：马、恩为何不多说几句、多说几次？多说几次该有多好啊！显然，现在只有一处可以供人引用，多少给人单薄之感，太单薄了。

但这不要紧，并不妨碍那么多长篇大论的作者，把大家熟悉和不熟悉的马、恩语录搬出来展览一番，为了把它们与马、恩说过的“世界文学”挂钩。但我不得不说，这种论述逻辑让人看不懂。从辩证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从资本流通到剩余价值，把马、恩思想说个遍，把马、恩文学思想一股脑儿搬过来，着实给人离题万里的感觉。我们是在谈论世界文学概念！那就要让人看到马、恩的世界文学观念本身，看到他们如何阐释世界文学概念，而不能把他们在其他上下文中的有些观点生搬硬套到“世界文学”上，或用他们三十年之后的有些说法来解释其早先的所谓世界文学“构想”。

不可否认，马、恩留下了许多谈论文学和世界文学中著名作家的文字，散见于他们不同时期的各种著述；卢卡契1930-1931年第一次侨居苏联时，曾在莫斯科参与历史上首次马、恩文论的系统编选和注释工作。统观马、恩有关文学艺术的各种论述，很难见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但这无损于马、恩言说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批评所产生的重大影响。诚然，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1976）[5]那样的专著，或“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研究”之类的课题，确实很有意义。不过，“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不是“马克思的世界文学观”；换言之，“马克思和世界文学”无法推演出马克思本人有其“世界文学观”。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界似乎存在一个误区：一些专论用马克思思想来论述世界文学，自觉不自觉地把马克思论“文学”说成论“世界文学”。于是乎，两个词俨然同义词，许多人也不假思索地如此理解柏拉威尔等专家实际上有所区分的清晰表达。世界文学与文学自有联系，但毕竟是两个概念；或者说，二者既是不同的词语，也是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与文学、马克思论文学或者马克思的文学思想，是不能与后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或者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画等号的。等量齐观马克思文学思想与后来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观，横看竖看都有悖学理。

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从白纸黑字上看不出很多学者所笃信的，认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他们的世界文学构想，甚至倡导世界文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跨国扩张、世界市场、国际消费等发展逻辑中，从物质到精神，看到形成世界文学的必然趋势。我更愿意把马、恩举例“世界文学”看作客观陈述。当然，倘若你说马、恩说及“世界文学”，何其重要、意义非凡！那我肯定认可。的确，若说歌德对“世界文学”用词的确立和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后来的马、恩之说同样功不可没，并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无数关于世界文学历史发展的讨论中，几乎成了“保留剧目”（repertoire）。并且，1848年之后的“世界文学”逐渐走向后来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即作为作品或经典文本的世界文学，而不是歌德所要表达的关乎“精神贸易”的现象、态度和行为。卷帙浩繁的马、恩著作中仅见一次“世界文学”字样，何来他们对“世界文学思想的挖掘和细审”？一个句子如何完成世界文学“构想”？“马克思、恩格斯世界文学思想体系”又从何说起？不用多说，他们也没有像歌德那样倡导世界文学。不仅如此，甚至有西方学者认为，就整篇《共产党宣言》的基调亦即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言，马、恩在说及“世界文学”时的批判目光是不能完全排除在外的。[6]无论如何，说马、恩倡导世界文学，需要拿出足够的史料，否则只能是过度阐释，甚至是歪曲。

最后，我想回到本文开头所说的当今中国学界的超越和创新热潮，还有比比皆是的“中国版本”。若无扎实研究，浅尝辄止就想标新，大话中则会常见虚高和精神胜利法。我们亟须重温歌德在宣扬“世界文学”时的提醒，他希望人们谨慎而又积极地对待世界文学现象，如他早在1801年所说：“不存在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爱国主义的科学。如同一切好东西，二者属于全世界，只有通过[……]普遍的、自由的相互影响才能得到促进。”[7] 

* 本文是笔者小书《“世界文学”推原》的“作者序”。

[1] 参见方维规《起源误识与拨正：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载《文艺研究》2020年第8期，第22-3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3] 尚必武：《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世界文学研究》，载《中国比较文学》2019 年第1 期，第（15-24）22页。

[4] 尚必武，同上，第15，17，22页。

[5] S. S. Prawer, Karl Marx and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6] Cf. Gauti Kristmannsson, “Die Entdeckung der Weltliteratur”, in: Übersetzer als Entdecker: Ihr Leben und Werk als Gegenstand translationswissenschaftlicher und literaturgeschichtlicher Forschung, hrsg. von Andreas F. Kelletat und Aleksey Tashinskiy, Berlin: Frank & Timme, 2014, S. (347-366) 356-357.

[7]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Briefe, Tagebücher und Gespräche, Bd. 18, hrsg. von Friedmar Apel, Hendrik Birus et al., Frankfurt: Deutscher Klassiker Verlag, 1986-1999, S. 809.